晚期正成分的时间-空间迁移模式在情绪调节发展研究中的应用

近二十年,使用认知神经科学手段探讨情绪调节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是情绪调节脑电研究中的一个典型成分,在不同的时间窗中分析LPP的波幅的变化及其优势激活脑区的迁移能够反映情绪调节加工过程中个体由对情绪刺激的感知到相应的认知调控过程的转变。LPP的时间-空间迁移模式被应用于情绪调节的发展研究,揭示从童年到青少年再到成年期个体情绪的潜在神经机制。研究者关注幼儿期、童年期、青少期、成人期个体在情绪调节加工过程中LPP波幅的变化及其时间-空间迁移模式特征,把不同年龄段个体情绪调节的发展特点与其大脑关键脑区(主要是前额叶)发育状况进行联系,为儿童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主题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LPP在异常发展研究中应用,关注大脑发育与激素变化对LPP变化的影响,并加强对LPP调节效应的个体差异等问题的探讨。

3～5岁幼儿自我控制能力与情绪调节发展状况间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泰安市一所幼儿园303名幼儿为被试对象,探讨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特点及其与情绪调节发展状况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班和大班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高于小班,大班高于中班;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及其四个维度与情绪调节发展情况及四个维度分别呈正相关关系。情绪调节发展状况中的情绪的表达和情绪的调控能够预测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及其四个维度的发展水平,此外,情绪的运用也能够预测自觉性的发展水平。

情绪调节的发展及其与情绪体验、情绪能力、情绪调节态度的关系

本研究使用追踪法考察情绪调节的发展及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对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对569位来自于上海地区的初中预备班和八年级学生进行测查,并于10个月之后进行第二次测查。研究发现,随着个体的发展,其正性情绪体验逐渐减少,各种情绪调节态度的强烈程度均下降,情绪增强调节的使用呈递减趋势;情绪体验、情绪能力、情绪调节态度三者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情绪调节发展;在测试阶段一较多使用情绪减弱调节的青少年,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情绪能力提高的幅度较大且体验到更多正性情绪,说明该策略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具有更高的适应价值。

中国青少年情绪调节的发展特点

处于"暴风骤雨期"的青少年在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上发展迅速。文化价值以及社会规范是个体情绪调节及策略使用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往关于青少年情绪调节发展的结论大多源于西方文化背景,以西方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然而,中国文化中关于情绪调节的价值和要求均与典型西方文化存在差异。近年来,研究者对中国青少年情绪调节的发展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发现中国青少年情绪调节的发展以减弱调节策略的运用为主导,并形成了非享乐主义的调节模式。

情绪调节效应的发展：一个V型发展趋势(英文)

从青少年早期到成人早期,个体情绪调节等高级社会认知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对情绪调节的需求也日趋增长。情绪调节的发展是青少年情绪社会化发展一个重要的任务,学会采用有效的调节策略对自身情绪进行调节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众多关于青少年社会行为研究中,对负性情绪调节能力的探究最为成熟与深入。以往研究指出,儿童青少年对负性情绪的体验激活和调控失败都是导致其非适应性行为的原因,情绪调节方式的错误选择会与其外化行为问题和和内化行为问题有很大的关联。由于青少年适应性行为的习得是多种社会性发展指标的重叠和交叉作用的体现,我们无法完全理清其中的复杂交互作用,因此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效应发展入手探讨个体的适应是寻求问题解决的一个可行手段。以往研究者认为,成熟且有效的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能够通过控制自身的激活和唤醒以达到情绪性、生理性和社交的适应,最后达成个人的目标。情绪调节的发展也可被看作是从被动式的、有他人参与的调节（例如,社会性参照）逐渐进步为主动的、有意识的根据外部线索进行的情绪调节（例如,根据指导语提示调整自己情绪状态）。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年龄被试（青少年早期、青少年晚期、成人早期）在按照不同指导语提示要求下增强调节和减弱调节调节效应量的年龄差异。选取上海市初中生被试35名（22男,13女;M=14.06岁,SD=.42岁,年龄范围：13~15岁）、高中生被试37名（13男,24女;M=16.56岁,SD=.56岁,年龄范围：16~18岁）以及成人被试35名（9男,26女;M=23.60岁,SD=1.96岁,年龄范围：20~29岁）,采用3（年龄：初中生、高中生、成人,被试间变量）×3（情绪刺激：正性、中性、负性,被试内变量）×3（调节策略：增强调节、减弱调节、不调节,被试内变量）混合实验设计,使用情绪反应性—调节图片任务（Reactivity and Regulation-Image Task,REAR-I Task）对不同年龄被试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效应量进行考察（Carthy,Horesh,Apter,Edge,＆Gross,2010）。研究发现,从总体趋势来说,情绪调节策略的效应发展呈V型发展趋势。当不同年龄被试按照指导语要求对其情绪体验进行主动调节时,成人被试的调节效应是最大的,初中生次之,而高中生的调节效应则最低。情绪调节的V型发展趋势与以往研究中关于情绪调节态度以及自我发展的趋势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