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效应的发展：一个V型发展趋势(英文)

从青少年早期到成人早期,个体情绪调节等高级社会认知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对情绪调节的需求也日趋增长。情绪调节的发展是青少年情绪社会化发展一个重要的任务,学会采用有效的调节策略对自身情绪进行调节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众多关于青少年社会行为研究中,对负性情绪调节能力的探究最为成熟与深入。以往研究指出,儿童青少年对负性情绪的体验激活和调控失败都是导致其非适应性行为的原因,情绪调节方式的错误选择会与其外化行为问题和和内化行为问题有很大的关联。由于青少年适应性行为的习得是多种社会性发展指标的重叠和交叉作用的体现,我们无法完全理清其中的复杂交互作用,因此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效应发展入手探讨个体的适应是寻求问题解决的一个可行手段。以往研究者认为,成熟且有效的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能够通过控制自身的激活和唤醒以达到情绪性、生理性和社交的适应,最后达成个人的目标。情绪调节的发展也可被看作是从被动式的、有他人参与的调节（例如,社会性参照）逐渐进步为主动的、有意识的根据外部线索进行的情绪调节（例如,根据指导语提示调整自己情绪状态）。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年龄被试（青少年早期、青少年晚期、成人早期）在按照不同指导语提示要求下增强调节和减弱调节调节效应量的年龄差异。选取上海市初中生被试35名（22男,13女;M=14.06岁,SD=.42岁,年龄范围：13~15岁）、高中生被试37名（13男,24女;M=16.56岁,SD=.56岁,年龄范围：16~18岁）以及成人被试35名（9男,26女;M=23.60岁,SD=1.96岁,年龄范围：20~29岁）,采用3（年龄：初中生、高中生、成人,被试间变量）×3（情绪刺激：正性、中性、负性,被试内变量）×3（调节策略：增强调节、减弱调节、不调节,被试内变量）混合实验设计,使用情绪反应性—调节图片任务（Reactivity and Regulation-Image Task,REAR-I Task）对不同年龄被试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效应量进行考察（Carthy,Horesh,Apter,Edge,＆Gross,2010）。研究发现,从总体趋势来说,情绪调节策略的效应发展呈V型发展趋势。当不同年龄被试按照指导语要求对其情绪体验进行主动调节时,成人被试的调节效应是最大的,初中生次之,而高中生的调节效应则最低。情绪调节的V型发展趋势与以往研究中关于情绪调节态度以及自我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青少年与成人不同情绪刺激调节效应的差异

旨在探究增强调节和减弱调节调节效应量的年龄差异。通过两个实验系统考察青少年和成人对不同情绪刺激使用不同调节策略时,调节效应的差异。实验1采用"情绪反应性—调节图片任务(REAR-I Task)"考察了35名青少年和35名成人情绪调节的效应量。实验2进一步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进行分组(高唤醒/低唤醒),考察了59名青少年和59名成人情绪调节的效应量。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整体而言,对不同效价和唤醒度情绪刺激采用增强调节或减弱调节时,成人的调节效应量均大于青少年,对正性情绪的减弱调节方面尤为明显。

汉族和内地新疆青少年情绪反应性和情绪调节效应的比较(英文)

目的:旨在探究情绪反应性和情绪调节效应的年龄和文化差异。通过实验系统考察汉族和新疆青少年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不同情绪刺激的情绪反应性和使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时的调节效应的差异。方法:实验使用情绪反应性-调节图片任务(REAR-I Task)测量了某中学初三以及高三的81名汉族学生和67名新疆学生的情绪反应性和情绪调节效应。结果:(1)汉族学生的消极情绪反应性高于新疆学生;(2)初三汉族学生对正性情绪刺激的调节效应比新疆学生高,高三的汉族学生和新疆学生的情绪调节效应没有显著差异。结论:在实验条件下,我国不同民族青少年的情绪反应性和情绪调节效果存在一定亚文化差异,但整体发展体现出差异趋同的效应。

显著的正性情绪调节上调效应

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对情绪的发生、体验与表达进行调控的能力和过程。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利于个体保持愉快的心境、改善不利的心境。现有的情绪调节研究大多都局限于负性情绪调节,而正性情绪调节的研究一直很少,当前研究综合行为和电生理方法,对被试在进行正性情绪认知重评调节时的唤醒度和颧肌肌电(zygomatic electromyography,简称zEMG)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两个实验中当进行正性情绪上调调节时,唤醒度和肌电指标相比维持调节时都有显著的增强,而下调与维持时肌电差异不显著。两个实验结果一致的证明正性情绪上调效应显著,而下调效应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抑制正性情绪,人们可能更习惯和倾向于增强自身的正性情绪。

情绪调节目标的分类与优化

情绪调节目标决定人们是否调节情绪以及怎样调节情绪。基于情绪调节服务功能的差异,可分为以下类型的调节目标:增加积极体验可满足享乐性需要,在社会事务中需使用情绪的工具效用,复杂体验的融合可优化自我成长,而情绪体验的文化精致可促进自我与世界的融合。这些目标既可能相互一致,也存在多种冲突,对幸福体验产生综合影响。拓展积极情绪最大化的暂时性适应角色,理解内隐层面的心理因素和文化价值正当性对调节目标的制约,是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