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情胜于理”到“理胜于情”——论汉代抒情赋

在汉赋中,抒情赋与那些铺采摛文、飞扬踔厉的大赋相比,只能算作是一条浩瀚巨流中的不惹人注目的几朵小浪花。时代相隔并不太久远的屈原、宋玉们在楚辞中的那种疾痛惨怛、缠绵婉转的哀唱,到了受楚辞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汉赋当中,只传来了微弱的回响。汉代抒情赋数量的相对稀少,似乎在证明着:主要由楚人所建立的汉王朝中,抒情的传统已被人们忘却和抛弃。这种传统几乎截然中断的现象,即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也正因为如此。

诗歌翻译——胡适伸展情感的翅膀

胡适的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理胜于情”的倾向,而他的诗歌翻译则常常是“情胜于理”。重理轻情虽然在“五四”白话诗初期带有普遍性,但胡适的文学理念、他个人的情感波折和经历,以及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形成创作与翻译一理一情对峙的根本原因。

论中国近代诗坛的唯理化倾向

所谓唯理化倾向,是指中国近代诗坛上的那种崇尚理性、理胜于情,乃至排斥感情因素的创作倾向。实际上,从广义上说,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它统属于儒家文化这一大范畴;具体到古典诗歌这一领域,它又历来以抒情言志为宗旨,而这一宗旨大多依然界定在儒家思想以内,即使诗人们偶有逸出,也往往是以释道思想作为补充。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全集·尊隐》)。

面对“新的迷信”束缚的挣扎与反抗——《胆剑篇》新论

《胆剑篇》是60年代初我国戏剧舞台上众多"卧薪尝胆"戏中唯一的一部话剧,倾注了曹禺大量的心血。但如果用经典文学的标准衡量,《胆剑篇》则存在着种种"破碎性",这是由周总理所说的"新的迷信",也就是"理胜于情"的束缚造成的。其形成原因比较复杂,还使得史剧家的创作个性与自我不断丧失。由于语言的探索尚不会触犯当时的各种创作禁忌,这就成为曹禺在创作时努力冲破束缚的一个突破口,也使得曹禺被压抑已久的内在"自我"通过语言的探索得到了一定的复归。

情与理碰击的艺术火花──论汪洋的小说创作

情与理碰击的艺术火花──论汪洋的小说创作何火任一汪洋是带着他对“文革”悲剧深切的理性沉思步入新时期文坛的，这使他同当时一些抚摸着尚在人的心灵和肉体上滴血的“伤痕”而满怀悲愤激情痛苦呻吟的小说作者有所区别。他于１９７８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预见》，就没有把...

论《桃花扇》之《入道》篇“生”“旦”分离结局

《桃花扇》之“生”“旦”分离结局历来备受争议,对于《桃花扇》结局的利弊探讨更是众说纷纭。文章对《桃花扇》“生”“旦”分离结局的合理与不当之处进行了研究。从《桃花扇》的文本结构与线索中探讨关于“道”的隐逸与寻求、政治婚姻的“密谋”所暗示的“生”“旦”分离结局,虽然“生”“旦”分离结局有其合理之处,但却与“情感真实”的创作方法相悖,无法与欣赏者的审美经验相符,并在具体情节的表述上存有“理”胜于“情”的弊端。

睿智融入深情——绿原《忆昙花一现前后》赏评

绿原的诗,向来以“理胜于情”而为一些人诟病。其实读他早年的诗,并无此种感受,倒是80年代以后的诗显示出这种特点。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一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