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情节地图,破解小说叙事密码

小说就是讲故事,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情节构成了故事。教学中,将小说中情节的"叙述顺序""人物行动"和"叙事弧线"绘制成可视化的结构地图,可以帮助学生直观明白情节安排的用意,掌握情节推进的过程,发现小说讲故事的秘密,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明清小说情节涉医描写的叙事意义

医学与叙事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小说有诸多涉医描写,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金瓶梅》中的李瓶儿、《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情节结构呈现因果链条,但前者显露、后者隐微;而不少明清小说的涉医情节是由巧合和偶然行为组合而成,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往往是某种观念的图解。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也是小说常见内容,涉医叙事在小说中意义重大。

人物·情节·议题——当下国产爱情电影叙事新变

经历了21世纪10年代国产爱情电影创造的“高数量、高票房、高质量”之影坛盛况后,以院线电影《爱情神话》(邵艺辉,2021)、《我爱你!》(韩延,2023)、《温柔壳》(王沐,2023)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在叙事上不再因循守旧,而是力求新变,展示出迈向21世纪20年代的崭新风貌。这批电影围绕着人物的群像描摹、情节的弱化稀释和类型融合之下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表现出许多共通的创作规律。本文选取多部院线电影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物群像叙事、情节弱化、诗意现实关照三个维度入手,探究其市场优秀表现背后的叙事策略与审美导向,思考爱情作为类型,其迭代创新的多种可能。

绘本图画叙事中的情节展示艺术探析

以叙事学理论为指导研究绘本的图画叙事、版式设计和画框调节是实现绘本图画叙事的重要手段。利用版式设计和画框变化页面中的图画形态及其关系,使绘本中的系列图画在读者的视知觉及想象中形成连贯性、叙事性,以及叙事节奏的起伏变化。

客观处罚条件理论的引入与证成——兼谈情节犯情节要件之定位

伴随德日刑法理论的回潮,学界对客观处罚条件的引鉴多有争论,既有支持的观点,也不乏反对之声。从溯源的角度看,客观处罚条件理论源于德国,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表及里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目前,真正与不真正的区分说乃德国理论通说,且真正客观处罚条件系“犯罪第四范畴的刑法外目的考量说”处于优势地位。回顾我国现行刑法,客观处罚条件既可能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附加要件,也可能是犯罪客体方面的附加要件,这完全可以在情节犯之情节要件的解释中得以证成。一方面,自伤和用途要素为客观处罚条件的引入提供了实在法上的依据,另一方面,情节犯与客观处罚条件之间通过刑事政策的连接,确实呈现了一定的亲近性。

情节淡化与“越轨的笔致”——重读王蒙中篇小说《杂色》

批评家冯牧曾经专门援引小说原文,认定王蒙中篇小说《杂色》“是一篇乏味的小说”。但是,作为一部作家既往的新疆生存经验明显被衣阿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所激活的中篇小说,掩映于情节淡化背后的,其实是王蒙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越轨的笔致”。

网络文学作品对大学生出游意愿的影响--基于情节叙述、人物形象、作品类型的分析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并应用SPSS软件和AMOS Graphics软件进行整体分析,研究网络文学作品中情节叙述、人物形象、作品类型3个因素对大学生出游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情节叙述对大学生出游意愿影响最大,精彩情节会对心理距离产生正面影响,提升出游意愿;人物形象正向、饱满时会对心理距离产生正面影响,提升出游意愿;作品类型对出游意愿的影响与受众读者相关,当读者表现出对某作品类型感兴趣时,出游意愿会提升。提出借助网络文学作品塑造旅游地的形象,挖掘作品中的旅游资源,同时注重网络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

角色、时间与意义:关于自我的“情节”

传统意义上,有关“情节”的探讨,主要围绕文本凝缩之后所得的具体信息,及其可被还原的某种叙述模式。本文基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将叙述之于自我的意义,视为情节构建及分析的关键,并认为:“情节”构建中的叙述元素,应当同时在“什么”(what)与“如何”(how)两个层面展开,由此为卷入文本的自我(无论是文本的发出者、接收者还是其中的角色)提供一个意义栖居之处。

侵犯商标权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体系化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标权罪的修改体现出立法向情节犯改革的趋势。但实践和司法解释中,“情节严重”仍以数额为中心,故对其进行体系化解释是必要的。侵犯商标权罪属于商标权侵权的升格处罚和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的种属罪名,而其“情节严重”的体系定位是“整体评价要素”说,侵犯商标权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分别是商标管理秩序这一超个人法益与商标权这一个人法益。对上述进行评述,在解释“情节严重”时,应综合考量实行行为、行为对象、行为结果标准,同时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其解释应与商标法和刑法相关内容相协调,以构建以情节为中心的“情节+数额”复合模型,将数额作为辅助判断的标准,对“情节严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体系化解释,为司法工作提供依据。

论“可以量刑情节”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

对具有“可以量刑情节”的犯罪分子能否从宽处罚,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犯罪竞合”“逆向量刑情节”“盈余的社会危害性”。当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不属于“性质严重的犯罪”,且案件中所存在的“同向量刑情节”能够使得司法机关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司法机关应当对犯罪分子予以减轻处罚。对犯罪分子能否“免除处罚”,最为关键的是判断案件本身是否符合我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影响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调节比例大小的因素应包括量刑情节本身和“犯罪的性质”。据此,对若干典型“可以量刑情节”的具体适用应当重新解读。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之述评与借鉴——兼论情节犯情节要件之定位

在日本,为平抑程序法中检察官独占主义和便宜主义的原则,需要从实体法上寻求一种控制公诉权滥用的策略,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应运而生。目前,可罚的违法性经历了从违法性否定说到区分说的转变,正面临违法整体性和相对性的解释难题。妥当的做法应为:将质和绝对轻微型量的违法性判断作为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而将相对轻微型量的违法性判断作为违法性的判断,并从规范的“指引功能”和“裁判功能”两个不同视角对违法的整体性与相对性进行解读。尽管中外立法模式各异,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解决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难题方面仍有积极意义,如借鉴可罚的违法性“分散归属”定位的做法,可将我国刑法中情节犯之情节要件分散归属至犯罪论体系中的各阶层。

读中学写,明确“情节安排”与“角色设定”——谈三年级上册编写童话的基本策略

三年级学生开始学习编写童话,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情节简单,缺少童话的味道。教师在教学童话时,要特别关注童话的基本特点,总结童话编写的基本策略,做好童话创编的引导。教师要聚焦童话在“情节安排”和“角色设定”两方面的特点,读中学写,让学生的童话习作充满想象,并有童话的味道。

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认定因素研究

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在立法层面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导致实践中对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存在偏差,危害性相近的非法捕捞行为有时被处以截然不同的行政处罚,与比例原则的要求不一致。因此,在立法层面统一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十分必要。文章基于我国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相关的规范条款以及司法案件,总结现行立法规范不完善和司法实践认定因素不统一的现状,并分析其成因及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法律规范,针对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列出的认定因素以及司法裁判中包含的认定因素,提出在《<渔业法>实施细则》中统一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认定因素的相关建议。

外来入侵物种罪“情节严重”标准的司法适用研究

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针对外来物种入侵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分析条文语法结构,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只要行为人未经允许实施引进、释放或者丢弃的行为,公安司法机关就可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追究本罪的难点在于“情节严重”要件,应从本罪抽象危险犯、行政犯的性质出发解读“情节严重”内涵,刑法设定本罪保护的法益视阀探讨“情节严重”标准的制定,综合考虑涉及法益、本罪性质等各种因素设定“情节严重”标准。

质疑加重情节的作用变更--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加重情节的作用变更理论认为,行为要成立加重犯,必须符合对应基本犯的成立条件。该理论不能成立。在基本犯层面,该理论难以通过解释基本犯的构成要件方式完成,这使得该理论在适用时不得不扩大基本犯的成立范围,从而偏离了罪刑法定原则优先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提;在加重犯层面,该理论否认了加重犯的独立性、混淆了罪名与罪质。行为成立加重犯的前提,并非必须符合基本犯的成立条件,因为加重犯的加重基础还存在符合罪质要求的未完成形态。为解决相关实践难题,需要始终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先位阶原则,并兼顾罪刑相适应原则,全面考虑无罪、其他犯罪及加重犯未遂的可能性。在认定基本犯未遂、加重犯既遂时,应当逐一分析罪名、行为及犯罪形态等方面。

基于情节建构的儿童友好型社区户外活动空间设计研究

近些年,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在我国稳步进行,在空间设计中融入情节建构,有助于打造个性化、定制化的社区户外活动空间,提升儿童户外游戏积极性,对儿童的综合发展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情节建构作为出发点,对我国儿童友好型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现状进行分析,结合现有案例分析整理了我国儿童友好型社区户外活动空间建设要点。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总结了基于情节建构的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的设计原则及策略。为以后儿童友好型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的优化和提升提供了参考。

行贿罪从重情节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解读

为响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败政策方针,理论上出现了“行贿与受贿并重”的惩治主张,与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立场存在激烈争论。行贿与受贿尽管具有对合性,但各自的不法与责任程度是独立的,政策上强调要加大惩处力度,并不意味着必须全面依照受贿罪的处罚作为参考坐标轴进行调整,行贿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有其需要独立判断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处罚规定的三处修改,贯彻和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其中,新增设的七种从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面临多种复杂情形,为了减少实务上的争议,必须准确把握立法修改的精神,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解释与适用。充分运用本次立法修改为分层次处罚建构的“弹性”空间,推动行贿罪的量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基于言语经验丰富情节图式——以《神奇的探险之旅》教学为例

图式是言语经验的结构化和储存方式。对于故事创编类习作来说,教学的重点是聚焦每一次故事创编任务的独特性,以尊重和发展学生的言语经验为基础,遵循学生言语认知图式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序组织言语实践活动,让学生原有故事图式得到发展以形成契合本次任务的新图式,不断提升学生的写作思维,获得运用言语图式自主建构世界的意义感,发挥写作教学独特的育人价值。

非法采矿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司法解释对非法采矿罪“情节严重的”做了类型化描述。涉案价值认定时,需要以法益为指导,剔除他人开采的矿产资源价值,扣除合理的开采、运输费用,妥善确定价值认定基准日。当难以确定价值时,要从有利被告的角度出发。“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是指在任何时间点上起算,二年内有三次非法采矿行为(其中被处罚过两次)即可,做出处罚的不必限定为某一特定机关。已被处罚过的对应价值不累计计算,行政罚款不折抵罚金。多次实施行政违法的非法采矿行为,没有受过行政处罚的,应累计计算价值数额,做出相应处理。非法采矿时严重污染环境,不属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应按照想象竞合犯原理处断。在非法采矿之后,又实施其他关联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应数罪并罚。“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包括造成河道、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植被、林木和耕地毁坏,地表陷沉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与前几项具有可类比性,只要在结果或者行为上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与处罚必要性,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是枝裕和家庭情节剧叙事母题研究

纵览是枝裕和执导的家庭情节剧,亲情关系、家园情怀与生命意识是其中反复出现的元素与共同关注的焦点,建构了以此为内核的三重叙事母题。具体而言,在个体与个体间,讲述着因死亡、分裂导致的或残缺、或无亲缘性、或存在代际隔阂的亲情关系;在个体与社会间,呈现着现代人由漂泊他乡到乡愁思绪,再到回归故里的心理行动变化交织而成的家园情怀;在个体与世界间,表达着情景交融、物我同构的精神境界下轮回不息的生命意识。对是枝裕和家庭情节剧叙事母题的挖掘与阐述,可为提升相关创作的厚度与温度输送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