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处罚条件理论的引入与证成——兼谈情节犯情节要件之定位

伴随德日刑法理论的回潮,学界对客观处罚条件的引鉴多有争论,既有支持的观点,也不乏反对之声。从溯源的角度看,客观处罚条件理论源于德国,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表及里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目前,真正与不真正的区分说乃德国理论通说,且真正客观处罚条件系“犯罪第四范畴的刑法外目的考量说”处于优势地位。回顾我国现行刑法,客观处罚条件既可能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附加要件,也可能是犯罪客体方面的附加要件,这完全可以在情节犯之情节要件的解释中得以证成。一方面,自伤和用途要素为客观处罚条件的引入提供了实在法上的依据,另一方面,情节犯与客观处罚条件之间通过刑事政策的连接,确实呈现了一定的亲近性。

情节犯对风险刑法扩张之矫正

风险刑法对安全和预防的追求,使刑事立法呈现犯罪圈扩大化、处罚早期化和重刑化的特点。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我国情节犯立法表现出明显的活性化倾向,与风险刑法的上述特点呈现完全契合的趋势。然而,风险刑法也有自身的缺陷,在域外也不乏批评之声,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风险,有必要将风险刑法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情节犯作为扩张犯罪圈和限缩犯罪圈矛盾纠缠于一体的立法类型,在限制风险刑法扩张方面具有优势,实践中应注重发挥情节犯限缩犯罪圈的机能,适当抵冲来自风险刑法的侵蚀。

情节犯情节要件解释要素之新探——揭开“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之面纱

对于情节犯的规定乃我国刑事立法之特色,但究竟何为情节犯,目前仍有争议,其中“犯罪成立说”相对可取。通过对90个情节犯罪名相关司法解释的梳理,情节犯情节要件解释主要包括数额、手段、后果等20个要素,大致呈现主客观综合性、客观主要性、类别差异性、少量复合性、总体开放性等特点。就主观认识,主观情节要素是否需要主观认识是一个伪命题,主体情节要素需要主观认识但应采主观认识推定说,客观情节要素应在主观认识的范围之内,客体情节要素不要求在主观认识的范围之内。

情节犯新论

情节犯是以一定的概括性定罪情节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情节犯之情节只关系到行为的有罪性 ;其在立法上的规定形式并不限于条文中明确规定有“情节”字样的要件 ,也包括没有“情节”二字的其他概括性定罪情节 ,如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规定 ;情节犯的情节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 ,与量刑无关 ,即它不包括情节加重犯与情节减轻犯。

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

刑法中的情节不仅仅限于刑法条文标明“情节”字样的情节,而且是指影响犯罪和刑罚存在、发展和变化诸方面的情状和环节,是刑事案件中与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制度有关的一切事实情况。其中本文还针对不同观点,着重论证了刑法规定的概括性定罪情节是犯罪构成的要件,正是它们决定情节犯的成立,并对现行刑法规定的情节犯的类型和模式予以探讨。

论我国刑法中情节犯的司法价值

从价值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情节犯的价值就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与情节犯的认知和需要与情节犯本身属性之间的关系性问题。认为情节犯的司法价值在于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同时对情节犯与“但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情节犯若干基本问题之教义学检视

情节犯是指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必备要件的犯罪类型.本质上,其并非片面的扩大犯罪圈或片面地限缩犯罪圈,而是充斥着扩大犯罪圈和限缩犯罪圈的矛盾纠缠.立法上,情节犯既有纯正与不纯正之分,也有“情节严重”与“情节恶劣”之别.目前,考虑到我国刑事立法日益精细化的趋势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坚守,应逐渐弱化情节犯扩大犯罪圈的机能,加强情节犯限缩犯罪圈的机能.另外,情节犯之情节规定不同于总则的但书规定,前者属于整体评价部分充足即可的积极要件,而后者属于整体评价一体充足方可的消极要件;情节犯的主观方面也可以包括过失,刑法规定的过失情节犯,并非立法疏漏,在承认过失抽象危险犯的情况下,承认过失情节犯就存在可能;对故意情节犯而言,由于情节要件的具备并不等于犯罪构成要件的齐备,故其原则上存在未完成形态.

罪刑法定视野中情节犯之命运

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中特有的一种犯罪类型,因其立法表述上的“模糊性”而招致诸多批评。本文认为,无论从古典罪刑法定主义的人权保障精神,还是从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的社会保护要求来看,情节犯与罪刑法定主义都不相违背。情节犯不仅不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冲击,恰恰相反,情节犯的存在正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正确诠释,并且情节犯的存在满足刑法谦抑性要求。

情节犯存在之合理性

情节犯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犯罪类型,其存在面临着挑战,学界也有要求取消情节犯之观点。但情节犯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而且与中国犯罪构成体系相适应,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情节犯与中国的法文化相适应,有其生存的土壤,所以情节犯的存在是合理的。

情节犯立法之随意性弊病与体系化修正

情节犯乃我国刑事立法之特色,由于以往规范性不足,长期面临存废之争,但立法不规范并不能成为废除情节犯的充足理由,情节犯在协调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双重价值方面仍具有积极意义。目前,情节犯立法罪名数量过多过滥,在侵害婚姻家庭犯罪、贿赂犯罪、泄露国家秘密犯罪、侮辱国家犯罪和法定刑不满3年的轻罪中随意性突出。建议从刑法体系化角度入手,采用“总则要素限定+例示情节犯”的模式予以修正,注重罪名体系的构建,统筹协调相关罪名的情节犯立法。

情节犯问题的挑战与应对

无论是对于刑法总论,还是对于刑法分论,情节犯无疑都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麻烦之一是,情节犯本身的界定就是一个长期聚讼不已的理论难题;麻烦之二是,情节犯在故意的认识内容、转化犯等方面都对现有的刑法理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予以正视并设法加以解决。

我国情节犯立法的历程与趋向

与域外刑法往往坚持"立法定性而不定量"不同,情节犯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我国的情节犯立法源起于1979年《刑法》,后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得以发展。经数次刑法修正后,截至目前,情节犯的数量已经达到135个罪名。除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没有情节犯外,其他章节均有情节犯的规定,且情节犯的法定刑已经涵盖了所有的主刑与附加刑。从趋势看,情节犯立法呈现的动向为:修正数量日益增多,且以增设新罪名为主;修正为情节犯和修正出情节犯并存,但修正为情节犯的数量居多;多为侵害非个人法益的犯罪;刑罚配置从重等。

情节犯基本问题研究

情节犯是指以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基本犯既遂形态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的犯罪。情节犯的情节属于定罪情节;情节的具备,表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成立犯罪所需要的程度。法定情节的具备只是意味着情节犯的成立;至于是否成立既遂,尚需要看情节犯的其他要件是否全部具备。情节犯存在未遂形态。

情节犯之情节要件中行为要素的类型与完善

从当前司法解释的规定看,行为数额、次数、对象等行为要素是情节犯情节要件中常见的解释内容。那种质疑行为数额、次数、对象要素正当性的观点,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其中,数额、次数、对象在不同情节犯罪名中又呈现不同的解释类型,通过对这些解释类型的梳理,发现部分数额规定存在不能准确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用语表述不一、谦抑过度的问题,部分次数规定存在不明确、不准确、标准不清楚的问题,部分对象规定存在定性把握不清、内部逻辑冲突的问题。建议秉持适当划定犯罪圈、尽量实现明确性、全面而不重复评价等原则,有针对性地予以完善。

刺破面纱:论我国刑法中情节犯之特征与要素

情节犯乃我国刑事立法之特色,具有罪名分布广泛、刑罚覆盖全面、刑法分则规定、情节表述概括、情节内涵复杂等特点。作为理论上非典型的犯罪类型,情节犯都是非国事犯罪,绝大多数情节犯属于非亲告罪、故意犯罪、行为犯,多数情节犯属于行政犯、非身份犯、自然人犯罪和三年以上的重罪。通过对现有司法解释的梳理,发现情节犯中情节要素共包含20个具体要素,其中19个明确要素在传统犯罪论体系下可分别归属于犯罪构成四要件。

情节犯立法存在的核心问题及应对

当前情节犯立法存在着工具主义倾向明显、增设速度过快、处罚力度呈不断加重的趋势、情节判断标准不明确等具体问题。通过梳理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法律可以发现,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解决刑法总则相关内容模糊、弹性过大的问题:一是通过分则具体罪名将总则规定具体化;二是通过特别刑法罪名化解总则立法存在的模糊问题;三是最高审判机关通过案例说理的方式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完善情节犯立法,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科学增设情节犯,合理限制自由裁量的幅度、将具有模糊性的情节转化为相对确定的数额或者结果、积极借鉴域外立法经验,以及不断完善司法解释技术。

情节犯之情节要件中主体主观要素的解释类型与完善建议

情节犯乃我国刑事立法之特色,情节犯之情节要件并非仅包括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纵观当前司法解释的规定,情节犯之情节要件包括主体要素和主观要素已是普遍现象。目前,理论界对“情节犯之情节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定位多有争论。事实上,无论是在四要件体系下还是在阶层论体系下,由于主体要素和主观要素均可征表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增加,因此二者均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日益成为打开“情节犯之情节要件”迷宫的一把钥匙。针对目前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可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情节犯情节要件解释中结果要素的类型与完善

结果要素是情节犯中“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要件的常见内容。通过对现有司法解释的梳理发现,结果要素大致可分为损失型、伤害型、自伤型、影响型、危险型、后果型六种解释类型。在同一解释类型中,结果要素往往存在表述用语不清、此罪与彼罪界限不明、循环论证逻辑不当,表述用语混乱、部分规定甚至违反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建议严格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的立场,做到解释尽量明确,对于造成被害人近亲属伤害或者自伤的情形,可借鉴德日客观处罚条件理论,实现理论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