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至情论”思想渊源初探

汤显祖,作为明朝卓越的戏曲家与文学家,在理学盛行的晚明时期,不畏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提出了独特的“至情论”,为文学史和戏曲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拟从时代社会背景、师友影响、个人生平经历以及儒释道思想的交融四个视角,深入剖析汤显祖至情论的思想渊源,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其文学成就和思想内涵。

絜情论与戴震的公共理性

21世纪的戴震学研究成果中,絜情论一直是思想界讨论最多的重要议题。“以情絜情”说是戴震在批判程朱“理欲对立”论所导致的伦理困境基础上而提出的。具体说来就是,工夫论意义上的理欲对立导致本体之理的公共性缺失,这是宋明理学自身面临的困境。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强大理性主义传统下,明清时期关于情感、欲望的话题却一再地被关注和讨论,解决理学的内在困境,迎合时代的发展潮流,成为明清士人的重要学术使命。戴震通过“以情絜情”这种道德决策的思想程序,以达致具有公共性之理的实现,就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他论证了迥异于意见的公共性之理中情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此来兼顾道德个体的情感与社会的共识,同时融合具有主智特征的认识论,从“他人之情”与“心知能力”两个方面来规范,因此“以情絜情”求得的理更具公共性,与戴震眼中宋儒意见式的理迥然不同。

王船山的情论新探

王船山立足于气本原论,以“气之诚”和“气之几”区分性情,并从性情才三者既“相因而发”又“各自为体”的角度论述“情”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因“性”之感物而动的“情”,作为情感体验是不同于“四端”和“性”本身的,需要以性节情,通过性理来规范和引导情感的合理抒发;另一方面从“情以御才”的角度,喜怒哀乐之“情”以生好恶之用,好恶则趋动、御使“才”而成就事为,因此“情”就不仅是情感体验,同时也成为了身体行为的一种原动力,在为善或为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兴乐,成教,化育:王夫之乐教重情论

王夫之乐教思想具有鲜明的重情特征,以情动人、感人是乐之为教的前提。乐教是一个以情施教的化育过程。王夫之希冀人沐浴在乐音中,通过感受乐音之情的熏陶以净化精神境界,实现个体审美能力的提升与道德教育的成化,从而塑成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同时,作为群体共同之情的表达,乐具有“和”的特点,因而乐教亦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王夫之乐教重情与其情范畴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凸显了情的美育价值。以情施教而化育、动人以情而和谐。王夫之乐教重情论的精神有必要在当下美育中重焕生机。

话语体系转换视域下的儒家情论演变——以《乐记》“情礼”论与《复性书》“性情”论为中心的考察

“节情”与“止情”是先秦儒家与唐宋儒家在情论问题上的基本分野。先秦儒家以《乐记》为文本核心建构了“情—礼”论,试图以人情之常来论证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唐宋儒家则以《复性书》为文本源头建构了“性—情”论,并试图以此回应域外佛学与魏晋玄学的理论冲击。如果以福柯话语体系的视角来观察上述差异,则先秦“情—礼”话语体系导向“节情”,唐宋“性—情”话语体系导向“止情”;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概念与文本、知识与信仰系统、社会实践指向以及人性论上也具有一定差异,因而构成了话语体系转向。儒家情论问题的这个话语体系转向的实现,更多的是受域外佛学、魏晋玄学等外缘因素的影响。而话语体系的分析方法在认识儒家情论演化历程、推动当代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

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中国古典词情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情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词情表现特征与要求论的承传,二是词情表现与创作因素关系论的承传。在第一个维面,主要包括三条线索:一是词情表现合乎中和审美原则论的承传,二是词情表现含蓄蕴藉论的承传,三是词情表现真实自然论的承传。在第二个维面,其突出的体现为情景关系论的承传。上述几条线索,从主体上展开了词情之论,分专题勾画出了古典词情论的论说轨迹。

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易传》情论

《易传》中的"情"都有正面的肯定意义。爻彖之情反映的是爻象和卦象的各种演变情况与规律,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象数表达;天地万物之情是天地万物的本质和实相,它首次因为圣人的象辞之作而大白于天下。既然天地之情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情字本身也就随之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局限于事物的表面,而是深入事物的内在本真,揭示了事物的纷纭复杂的变化背后的不变规律,这种规律是简易的、内在的,又是永恒的。可以说,《易传》不但同样重情,而且为先秦儒家的重情思想提供了天道的证明。

儒家的性情论与企业的情感管理

“以人为本”是21世纪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无情曾是真管理”应当逐步让位于情感管理。情感管理是一种立足于人性、人情而实施的一种新管理艺术。在我国,要搞好企业的情感管理必须借鉴和挖掘儒家关于情感中道等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的以中道为特色的情感论对企业的情感管理中自我控制情绪、以情用人富于启迪意义。

试析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之写情论

在对《红楼梦》主旨的阐释中,陈其泰张扬"写情说"。他从"知己"、"真情"立论,充分肯定了《红楼梦》所表现的男女之情,认为抒写真情是《红楼梦》的全部之意,而这种真情又突出地表现在宝玉与黛玉、妙玉的关系上。又,陈其泰把"写情说"与"发愤著书"这一批评传统结合在一起,准确地把握了作者创作过程中情感运动的规律,深化了明末清初以来关于"发愤著书"的理论认识。

关于中国性情论史的学术思考

性情论话题,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既不断地发展深化,而又长期地变动不居。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性情论,一方面以"情"激活了传统思想中某些已失去活力的部分,如礼乐、人性论等;一方面又十分警惕非理性的情、欲可能走向自由无限性的倾向。对于性情论这一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存在,过去哲学史、思想史界对它的研究,受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西方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认为先秦之"情"无"情感"义的陈见;二是反映先秦诸子性情论思想之文献的缺乏。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等先秦文献的被发现,使先秦儒家的重情思想和性情论思考浮出水面,并受到格外关注。准此,中国性情论史研究特别拈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先秦及后世性情论的基本形态,尝试对它们作一学术流变史的会通贯释。这有助于促动学者重新检视传统人性论内部结构的变化,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伦理基础重新定位,并包孕了平衡当代新儒家学者过度集中在心、性等概念上的诠释策略。从学科及学术思想的视野,中国性情论史研究在学术思路上应十分注重哲学伦理学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基础性与规约性,同时又注意从学科、学术交融中形成学术个性。

心学与中晚明词学主情论

明代中晚期词学主情论与阳明心学生成于同一文化母体,在心学的辐射之下,明代词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言情说成为词学之主流。而主情论末流趋于俚俗淫靡,直至陈子龙"以情论词"方才有所改观。但陈子龙对"情"的界定也有偏颇之处,其创作与词论始终难以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窠臼。明代词学主情论的流变,体现了明人对词学可贵的探索精神。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泛情论倾向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理论在明代中期以后表现出一种泛情论倾向,这同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中的泛爱论、泛性论明显不同。泛情论倾向的出现同中国文学史上重情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其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突出地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二是对作者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感的肯定,三是重视情趣的审美观念的确立。

汤显祖的唯情论艺术观

汤显祖的唯情论艺术观将“情”提到了本体论的哲学高度,认为情是“性乎天机”的存在,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是戏曲艺术的生命。这对于反击道学家歪曲戏曲本质、将戏曲变成理学的传声筒是非常有力的,对于探讨戏曲的特性、展示戏曲的情感意蕴也是大有裨益的。

以情释理:孟称舜戏曲传情论新探

孟称舜是晚明剧坛杰出的戏曲作家兼理论家。作为临川派嫡裔,他深受汤显祖"至情"说影响,主张"曲贵传情",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与之相应的表现方法,其剧作也具有鲜明的言情倾向。而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时代思潮以及自身遭遇,又使其戏曲理论和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终走上了一条以情释理、以理抒情的情理结合的创作道路。

关于韩国儒学三大论争关联性之思考——以四端七情论争、未发论争、心说论争为中心

朱子学自13世纪中期传入朝鲜半岛后,经过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为朝鲜时期的性理学。四端七情论争、未发论争和心说论争作为朝鲜儒学思想史上的三大论争,在心性论方面对朱子学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发展。四端七情论主要从理气论上考察了"情"的善恶性,退溪从"分"的逻辑上提出了"理气互发说",认为四端是"理发而气乘之",七情是"气发而理乘之"。栗谷则在"合"的逻辑上提出了"气发理乘一途说"。未发论争中,巍岩主张把心分为"本然之心"与"气质之心",并提出"心性一致",力图阐明心与性在价值论上的一致性。心说论争中,寒洲主张"心即理",并提出"从其主而言"和"从其资而言"以确保自己理论的正当性。三者的共同点是都采用了"分别而言之"的思维逻辑,目的就是确保纯粹至善的绝对价值在形而下的现实实践中也能够得以实现。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情"作为词作生发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情表现特征与要求的论说,三是对"情"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探讨。其中,第二个维面主要包括词情表现含蓄蕴藉与真实自然要求之论;第三个维面主要包括词作"情"与"景""意""辞"关系之论。上述几个维面继续多向度地展开了古典词情之论,标示出了传统词情论的有效延伸与发扬光大。

七说里普斯移情论的“对象化”

里普斯移情论内涵的核心是对象化。对象化主要有七个层面的规定:审美由"对象"和"原因"两个方面构成;"自我"和"对象"在审美中绝对"同一";"对象化"不同于"认知事物对象",也不同于"回忆对象性情形";"对象化"与自我日常生活中的对象性活动迥然有别;"对象化"的"自我"不具有生存实践性、但又必须是直接经验性的;"对象化"的内摹仿与身体器官运动无关;"对象化"的具体形态丰富多样。

《淮南子》的艺术至情论及其对后世文艺的影响

《淮南子》在艺术的本质观上持的是情感本质论,"发于词,本于情"是中国文论史上文艺情感本质观的滥觞,它提出的艺术至情论对中国后世的文艺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