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与华兹华斯抒情诗论的比较

王夫之与华兹华斯分别是中西抒情诗论的代表,他们都认为诗歌以情为本,情感依靠自由直观的感知方式与景相互作用,继而通过与理交融,虚实混杂,以美启真的方式在诗歌中显现,最终传递到读者。这一情感流动的动态过程在二者诗论中的表现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显示出各自文学传统和时代语境对他们的影响,也为建构一种融贯中西,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抒情诗论提供了可能。

《诗·鄘风·桑中》情诗论

《诗经》中的《鄘风·桑中》一诗,是"世族贵族男女淫乱成风之作,还是青年男女的相悦之词",历代学者争论不休。其实该诗更多的是敢于大胆直率表露男女爱情的情诗,文章从卫鄘风俗近、男女幽会之地以及男女相悦之诗几方面论述了该诗的情诗特点。

穆旦爱情诗论析

爱情诗是穆旦诗歌中最有个人特色的一部分。穆旦的爱情体验，密切关联着诗人对个体生命之真实性的严肃思考，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本身。文章从爱情与社会历史事件之关系、爱情与个体生命在宇宙中的命运和位置，以及爱情与肉体对历史时间之连续性之中断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穆旦爱情诗的个人特色。

激情与理智的较量——胡适情诗论

五四时代是新的，评人的标准却是旧的；胡适是一代先驱，是民主与自由的倡导者，但他在婚恋问题上却完全遵从东方传统。情诗最能袒露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借情诗这一特殊角度探讨胡适性格的二重性以及形成这种二重性的原因。

严羽与华兹华斯的抒情诗论比较研究

严羽与华兹华斯的抒情诗论在中西方抒情诗史上都极具代表性,他们对诗歌抒情性的强调具有返本开新的意义,都对抒情诗的情感、情与理的关系及语言特点进行了反思。

“五四”爱情诗论略

“五四”爱情诗是产生在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的近现代观念基础上的 ,冯至的诗体现其最高成就 。

爱欲与焦渴的生命咏唱──曾淑美情诗论

台湾女诗人曾淑美在爱情诗创作中，既有传统女性的浪漫与唯美，又有现代女性的爱欲与焦渴，还有徘徊在传统与现代间的女性不安和寂寞。她的诗揭示了生命与文化永恒冲突这一人生命题，体现了个性卓群的艺术特色。

汉乐府爱情诗论

汉代乐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重要的一页,今存汉乐府,爱情较为显目。将汉乐府的爱情诗分为"劳动情歌""爱情宣言""夫妻情真""思妇怀人"等类别加以考察,阐述其反映的战争离乱、上流社会的奢侈等社会现实,并分析其文学表现手法的艺术特点。

抒情诗论——《历代抒情诗选》前言

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本职在抒情。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早在一九二○年初写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指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论诗三札》)到三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诗歌的形式当用以抒情。”(《答蒲风问》)从我国历代诗歌的发展看,他的观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现代女性爱情诗论》序

爱情诗的“资格”也许与“吭哟,吭哟”的劳动诗同样老,源远流长。它原来是诗歌中的一大宗。 而爱情是男女间的事,所以女性爱情诗在整个爱情诗中的地位是决不容忽视的。事实已经证明,它具有特殊的魅力,吸引着大量的读者,也吸引着众多的诗论家。 这些年,有关这样诗作的评论不少,但对其整体进行探讨、研究的论著却未曾有,毛翰、翟大炳合著的《海妖的歌声》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论著。

西方现代诗论中的自由体抒情诗论

抒情诗在西方成为诗歌基本形式的这不长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它的内部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终使得自由体抒情诗成为当今诗歌的最主要形式。

古老圣歌的现代咏唱——方娥真爱情诗论

尽管80年代台湾女性诗歌同整个诗坛一样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但是从宏观上进行观照,却清晰地存在三种基本流向和艺术风格.流向之一就是以方娥真、席慕容为代表的传统婉约风格和现代浪漫情怀相融合的新古典主义流向.和席慕蓉相比,方娥真其人其诗还不为大陆读者所普遍熟知.方娥真,1954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东.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肆业.曾加入“天狼星诗社”、“神州诗社”.著有诗集《娥眉赋》(1977)、《小方砖》(1987).

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审美风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忠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与公共生活的面貌,整体呈现出三种审美风格:宏大叙事中雄伟壮丽的崇高美、日常叙事中清新宁静的优美、异化情境中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荒诞感。无论是抒发社会主义建设革命豪情的壮美、表达日常生活幸福之感的优美,还是讽喻社会异化情境中的荒诞感,诗歌的价值内核仍然指向对真、善、美的追求。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另一种康桥情结——作为情诗的《再别康桥》再解读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是白话新诗经典,其内涵并非只是表达对康桥的依依惜别,背后还蕴含着徐志摩对林徽因爱而不得的哀伤和对昔日美好的回忆。徐志摩在不同时间写下的回忆康桥的诗作和散文都充满着“甜蜜”气息,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林徽因的感情,同时,这篇诗作的创作背景也与他的感情生活息息相关。在这样的语境下,结合徐志摩的其他诗作来重新解读《再别康桥》,诗中的各种意象和场景都是爱情和回忆的投射,因此《再别康桥》可以看作一首情诗。

略论马启代的爱情诗

20世纪80年代步入诗坛的马启代,在40多年的时间内已陆续出版诗文集33部。马启代青年时期创作的爱情诗是其诗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书写了诗人青春时期纯粹懵懂的美好爱情,也书写了诗人痛苦与真挚的生命体验,其中充满着浓重的忧患意识。马启代的爱情诗创作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擅长用典与象征手法,呈现感伤与含蓄的美学特征。

政治抒情诗流变史中被忽视的一环——论易代之际的南社诗歌创作

南社(1909—1923),中国近代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其诗作亦是政治抒情诗流变史中的重要一环。文学观上,南社诸子以强烈的入世精神介入现实政治,在书写时代风云的基础上赋予诗歌宣传鼓动效果,使得传统的济世文学观得到了现代性重构。文学风格上,社友力求深入体悟现实的同时又恰当表露现实,将浪漫抒情与革命体验相结合,进而催生了“革命浪漫主义”风格。文学体式上,他们致力于有效演绎革命观念,既立足本土文言模式,又借镜西学,延续以往创作姿态的同时亦有新变。考察南社诗于易代之际独有的文学观、文学风格、文学体式,对学界丰富政治抒情诗流变史具有重要价值。

个人情感、历史书写与人类情怀:政治抒情诗的新维度——兼论程学源长诗《紫荆花开廿年红》

作为“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的政治抒情诗,抒情主人公往往以集体的“大我”的身份表达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情感反应。程学源长诗《紫荆花开廿年红》一如既往地具有“大我”的代言人特色,但这首诗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有了不同的特点,寓示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样式发展的新趋势:其一,抒情主人公不仅有“大我”代言人,还出现了“小我”的个人声音,“小我”的个人情感得到体现;其二,以喜悦为情感核心,以四重奏的方式讴歌香港回归之美;其三,表现出希望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人类情怀。

世界文学语境中漫谈木心和情诗

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作者间插和木心以往对话的片断,探索木心与不同文明中情诗传统的关联,以寻找某些美学规律和特点。木心的情诗属于非主观诗学,其中的“我”并非诗人本人,实为根据情景虚构的各种他者“我”,情欲融汇于灵智;木心的诗艺,将口语方言、文言文、典故、翻译有机混合,吸收希伯来、希腊、古波斯的不同风格,采纳如植物学等现代科学的语汇,所以与世界性情诗传统之间有多维度的奇妙关联。更重要的是,这种诗艺是表达广阔深邃的生命观、宇宙观和历史观的载体。

论雁西爱情诗的多维书写

诗人雁西以致力于爱情诗创作闻名于当下诗坛。他的诗歌情感丰沛,接续着悠久的中国抒情诗传统。他以执着、持久的爱情诗创作实践,有效地建构起独树一帜的“情人诗学”。雁西从真诚的情爱体验出发,在写作中融入深切的生命情感体验,对爱情主题进行多维度的书写,使其诗歌中的情爱经验表达日趋丰富、深刻;而诗人近几年出版的爱情主题长诗与其绘画、雕塑创作紧密相关,凸显出“诗画互文”的创作风格。一、“给这个世界一点暖”:抒情传统与“情人诗学”的有机融合雁西的爱情诗创作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诗人常以第二人称“你”抒发情感,如《雁西情诗99首》中的《我只有找到你》《你就是我的月亮》《我在德令哈的早晨问候你》等诗作,其诗题即透露出强烈的情感色彩,彰显着极强的抒情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