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辛丑之际的“惩凶”问题探析

在庚子、辛丑年间的《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对所谓的“祸首”进行惩处,原本是先前处理教案思维的延续,但一度成为双方正式谈判的先决条件,阻碍了议和的顺利进行。“惩凶”的结果,一方面使清政府威信扫地,列强则达到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打击了清政府中最顽固保守的势力,为“新政”扫清了道路。

庚子事变后“惩凶”问题的国际法分析

在庚子事变后的"惩凶"问题处理中,为了规避近代国际法中的"邦国惩罪由其自身"原则,联军积极援引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确立了"依靠中国当局"和"尊重当地法律"的两大原则,或直接设置法庭,或通过与地方当局合作,以惩办其占领区内的涉事中国官民;在未占领地区,他们利用"反人道"、"反文明"等自然法罪名定罪,通过清政府之国内法来加强其合法性,并假由清政府之手来实现对涉事官民的惩处。实质上,列强之行为只是以国际法原则之名行压制清廷之实,其对中国法律的"尊重"和"援引"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利用。相比之下,清政府所能引用的国际法词汇非常泛化,对公使团的抗议也绵若无力,坠入"势不如人理亦亏"的双输境地。

庚子事变后中外关于“惩凶”问题的争论与交涉

庚子事变后,各国提出将'惩凶'作为与清廷议和的前提条件。这对中外议和至关重要,却又极富争议性。李鸿章等人在探知各国所指罪魁的基础上,与袁世凯等地方督抚商定祸首名单,期望先发制人,争取主动性。然而各国政府及公使对于名单人员及其惩处方式,意见甚不一致。其中,是否'严速惩办'祸首,懿亲是否处死,如何惩办毓贤、董福祥等问题,尤为争论之焦点。为此,李鸿章、奕劻、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人不仅内部频繁互动,而且与各国公使展开了艰难的交涉。最终在英使等西方强硬意见的主导下,中国全盘接受西方惩处的要求,唯一的修改只是允许英年和赵舒翘自尽以代替绞刑。此事提示出,庚辛之际,在西方主导下的中外交涉格局正逐步形成。

庚子、辛丑之际“惩赵”风波探析

震惊中外的庚子事变以内外达成辛丑议和而告终。在所议条约中,惩办"首祸王大臣"成为议和关节所在。时任刑部尚书、军机大臣赵舒翘名列其中,成为祸首名单中颇受争议的一位。从"惩赵"过程看,似是列强步步紧逼,清廷诺诺惟退,背后却是全权大臣、地方实力督抚与列强谈判代表之间多方力量的互动与交织。

林则徐与《滑达尔各国律例》

林则徐在粤任上翻译和运用《滑达尔各国律例》,与义律(时任驻华商务监督)围绕缴烟、惩凶、具结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禁烟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终因义律的阻挠破坏和道光帝对外情的无知而失败。林则徐翻译和运用《滑达尔各国律例》中有关国际法的知识处理国际争端,为清政府在外交中援引国际法开了风气之先。

宣统元年九江英捕击毙余发程案——兼及与上海刘阿妹、黄世仁案比较

1909年4月,湖口人余发程因买货经过九江英租界,误撞巡捕马士,被其暴击身亡。英领事为偏袒马士,提出用钱销案,使九江绅学工商界极为愤怒,随后九江商界发起抵制英货行为。英国为减轻贸易损失,做出最终判决,裁撤九江英领事,遣回马士。同一时期中英交涉案件还有上海乡女刘阿妹案及车夫黄世仁案,三起案件均为中国受辱于外国,具有比较的可能性。

“罪重难为草莽臣”?——再议庚子事变中的赵舒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拳民肇祸,联军侵华,中外开衅,酿成大役。随后中西双方展开为时十四个月之久的和议谈判,最终签订《辛丑条约》。中西谈判中,"惩凶"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乃条约其他款讨论展开之基础。本文拟以赵舒翘为线索人物,以庚子事变中"惩凶"一事为重点关注事件。赵舒翘、刚毅先后前往涿州查办拳匪一事,为庚子事变重要转折点,也是其命运走向之关键。"如何处置赵舒翘"为中西双方围绕"惩凶"问题讨论的一大热点,交涉谈判过程中,西方列强以强硬手腕步步紧逼,在谈判桌上占有绝对话语权优势;而中方则如履薄冰、处处受难,虽屡经力争营救赵舒翘,然最终以顾全大局避让锋芒,别无他法惟赐予赵舒翘自尽。"赵舒翘之死"既是个人命运悲剧的注脚,亦是清廷遭受庚子肇祸元气大伤,国运逐渐衰颓的端绪。

河南治水名人——西门豹

西门豹(生卒年不详),姓西门、名豹,战国时期魏国人,著名的水利家和政治家。西门豹任邺(今河南安阳西北)令期间,见此地田园荒芜、人烟稀少,决定引漳水溉田、发展农业。通过调查,西门豹了解到那里的官绅和巫婆勾结、编造河伯娶亲的故事危害百姓。因此,工程修建前西门豹决心首先破除迷信、惩凶除恶、动员群众,随后查勘地形、科学规划,组织开凿十二渠,引漳河水淤灌改良农田、增加粮食产量,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这就是著名的"引漳十二渠"。《史记·河渠书》记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