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时代精神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凝聚着我国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精华,展示了“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基本思想,并与现代法治背景与刑法理念相辉映。1997年《刑法》并未否定这一政策的基本地位;“严打”政策也不能成为消解这一政策的理由;“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政策不能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独特意义;“宽严相济”政策包容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基本思想;“轻轻重重”的政策趋向同样并未逾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思想领域。

新刑法如何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基本的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全面权衡，宽严相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刑事政策贯穿于刑法之中，适用刑法应当结合犯罪的不同情况，切实贯彻刑事政策。

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辛亥南北和议期间,对汉奸的口诛笔伐成为稳固新生政权和鼓吹北伐的重要方面。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造成通过北伐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的强大声势,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包括强迫剪辫和追凶在内的惩奸行事引发北方一些报刊的非议,而从和议到统一,政坛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力主“惩办祸首”主张探析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在其奏折、往来函电中多次联衔或单独提出"惩办祸首"的主张。袁世凯认为,这一主张为议和先决条件,是抵制联军内犯山东、长江、晋、陕等地的关键。"惩办祸首"又与保护教士与使节、回銮等问题密切联系。袁世凯通过与东南督抚的协力,以"惩办祸首"为此后新政推行扫清了阻力,对清末政局的走向起到了巨大影响。

庚辛年间列强对华军事进攻与中外议和谈判——以“惩办祸首”为中心

庚辛议和期间,德国提出以"惩办祸首"为谈判的"先决条件",遂使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凸显。谈判期间,清政府要求对"肇祸诸臣"须分别轻重,列强则要求全部处死,双方产生分歧和争执。德国元帅、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执行德皇旨意,对华实行严厉的军事制裁,每当谈判出现不顺利的情形,便派遣远征军实施军事打击,先后进攻直隶省保定、张家口等地,并攻入山西省境,意在威胁、恫吓。在列强军事打压之下,清政府先后4次发布"惩办祸首"上谕,最终不得不完全接受其要求。将列强对华军事进攻与中外议和谈判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通过"惩办祸首"这个特定环节来具体论析和展示,可以揭露列强对华政策的侵略性和强权特征,并揭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

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惩治腐败中的运用

一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不可否认,在这十年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部分党政干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和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几个问题

革命暴力的作用和范围、阶级斗争尖锐程度的大小,正如列宁主义所教导的,是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取决于剥削者对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意志的反抗程度、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有利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有可能在实现社会改造过程中广泛利用阶级斗争的和平方法,和大大缩小在对待剥削者阶级与反动分子的关系上的暴力作用.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权,工农的巩固联盟,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刑法修改中的若干主要问题

刑法需要完善已有共识，这种共识并已成为具体的修法行动。据悉，刑法修改已进入第１１稿阶段。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四川乐山召开的全国刑法学年会的中心议题也是刑法的修改。作为法学刊物应义不容辞参与这一工作，努力反映广大刑法学者的意见，以促进修改的刑法尽早出台并尽可能完善与科学。在本期笔谈专栏，本刊约请了六位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当届青年理事，就刑法修改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在专论栏目中，本刊还发表两篇有关刑法修改的论文。

实证研究视角下“行贿从轻”的实效

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规制乏力,对此,预防和惩治行贿犯罪诸刑事政策均或多或少难辞其咎。与其说问题根源在于行贿犯罪刑事司法执行不力进而导致行贿犯罪刑事政策"整体失灵",不如说是行贿犯罪刑事政策方向偏移进而形成行贿犯罪刑事司法"全面式微"。我国欲有效预防和惩治行贿犯罪,就迫切需要对行贿犯罪刑事政策进行适时调整、科学适用并不断完善。"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的刑事政策应是现阶段较为理想的现实选择。《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的诸多修正即是该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体现。应积极克服以往刑事政策的惯性,摒弃认识偏差,在司法实践中做到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新政"。有效治理行贿犯罪不能单纯依赖刑事政策,而要逐步提高我国应对犯罪的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现代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基本问题研究——对相关传统话语的批判性考察

传统话语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存在不少误区,如对"宽严相济"的政策定位、基本内涵、与其他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就是如此。"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涵应当被理解为"宽严有度"、"区别对待"。对"宽严相济"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应当重新认识。

正确把握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括"宽"和"严"两个侧面。和谐社会建设决定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该立足于"宽"。宽严相济的"严"是用来矫正"宽"和辅助"宽"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政策以及西方的"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既有根本的区别又有相通的地方。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之一）

毛泽东的刑法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表现在多方面。贯穿于制刑、量刑与行刑中的主线是区别对侍、宽严相济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与此相反，主张一律对待、只严不宽，搞重刑化，或者只宽不严，搞轻刑化，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不成功的。坚持毛泽东的刑法思想，对当前刑法修改与完善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现实需要，均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由严厉刑事政策与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司法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明更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纠正以往刑事政策中单纯追求"严"的倾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分别体现出"宽"与"严"的要求。

日本要求“土地商租权”与中国官民的抵制

"土地商租权"是日本在"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中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所要求的。袁世凯政府于"民四条约"签订后接连发布《惩办国贼条例》、《商租地亩须知》等行政命令限制日本条约权利进行抵制。这一做法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有体现,即发布了《土地盗卖严禁条例》。其间东北地方政府和民众也进行了抵制。

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简论

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简论杜耀富邓小平的刑法思想是对毛泽东刑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紧密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法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关于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

充分发挥政策法律威力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

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公检法机关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对不同的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充分发挥了政策、法律的威力,取得了重大成果,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我们应当再接再励,争取尽早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建国初期,党中央就提出了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我们在镇反、肃反和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当中,认真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政策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要根据之一。

对贿赂犯罪立法的宏观考察——以基本刑事政策为视角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分别是我国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这些刑事政策对贿赂犯罪的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其进行准确理解是贿赂犯罪科学立法的重要保障。为了在贿赂犯罪立法中更好的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改变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处罚宽严失衡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立法前瞻性不足与稳定性不足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的立法权过分扩张与司法权紧缩的现状。

略论共产党的政策对社会主义法的指导

一政策能够指导法，这是由它们的根本一致决定的。法和政策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们的关系极为密切，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统治阶级的政策是法的制定的准则、灵魂和依据。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是将工人阶级先锋...

刑事政策视域中帮助犯的定位之探讨

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即为了遏制和预防犯罪而颁布的各种策略、措施、制度和方针等。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行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人区别对待是两种刑事政策的核心要义。帮助犯是共同犯罪的参与类型之一．刑事政策对帮助犯的合理定位关系到司法实践对帮助犯的准确处遇．如果认为帮助犯属于刑事政策中“宽大”或“宽”指向的类型．那么对其处罚则应较轻．反之则应较重。究竟应如何把握我国刑事政策对帮助犯的应然定位．本文试作探讨。

十年建设时期我党运用法律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与实践

十年建设时期，我党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强调在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原则下，对人民中的违法分子要给予法律上的制裁，并把这种法律制裁作为教育手段的补充。政法机关履行职责制裁人民中的犯罪分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