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对战后惩奸活动的舆论引导(1944—1946年)——基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的分析

抗战后期以来,如何对即将到来的惩奸活动进行舆论引导,成为国共两党共同面临的问题。概言之,《新华日报》等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性,《中央日报》代表的国民党强调法治性。两党作此选择,取决于各自的政党属性和现实条件。内容上,共产党强调的人民性在实践层面并不排斥法治因素,而国民党强调的法治性在实践层面亦有含纳人民因素,双方均提及肃清汉奸思想等共同点,但不能否定两党在舆论引导上的根本性差异。社会效果上,共产党注重对各民主势力和人民群众意见的吸收,与公众互动频繁,效果历历可见;而国民党较为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着意宣导与战后惩奸有关的司法改革等主张,反而让不满当局惩奸表现的思想倾向得以显现出来,效果明显不佳。造成这种社会评价低的根源,在于国民党舆论引导中的法治性追求与其惩奸实效的背离。

抗日战争与国民党惩肃汉奸运动

抗日战争使“汉奸”作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反例而大量涌现。国民党在战时和战后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对汉奸进行严惩,并借肃奸,辅助战勤,排除异己,组织社会,增加收入。惩办措施也经历了由战时行政军事机关的特别制裁,向战后司法检察机关审判刑罚过渡的过程。然而,在惩办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政策的合法性尚需做细致分析;其次,政府往往忽略政策涉及对象可能合法的权利,从而有失公正。国民党的一系列惩肃汉奸运动,不仅远未实现整合战后社会的初衷,反而更加速了社会的分崩离析。

重塑贞妇——《尤里乌斯惩奸法》述评

共和末期,罗马战乱频仍,道德崩溃,淫乱日盛,为了重塑贞妇,荡涤暇秽,增强统治合法性,维护国家利益,奥古斯都于公元前18年颁布了《尤里乌斯惩奸法》。该法主要惩治已婚妇女的通奸行为,同时也将淫媒列为打击对象。对于犯奸之妇女,奥古斯都采用赋予家父以杀奸权、要求丈夫强制离异、公众告发、流放羞辱、禁止再婚等手段,以求达到自此之后无人犯奸的效果。但是,双重标准的采用、姘合制度的消融、规定之不合人性、法律自身的漏洞,都让这部法律最终成为虚器,这些教训对于我们今日依旧不无裨益。

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司法惩处——对惩奸法律文本、程序设置与审判特点的考察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反面典型不断出现。国民政府从1931—1947年实施了多种严惩汉奸的政策,但司法惩处主要在1946—1947年。1944年出台的一部程序法《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规定非军人汉奸案件应归司法管辖,从而逐渐取代此前由行政兼理的办法,这一点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支持,汉奸案件的司法审理也经历了由非常态到常态的转变。国民政府通过司法机关惩办汉奸数以万计,对社会影响不可谓不深远。然而,惩处汉奸的法律条文、司法程序、法庭审判等环节都存在问题,致使司法不公,时而惩处不力,时而失之过严。首先,法条时常有悖法理;其次,程序存在种种漏洞;最后,判决亦受行政干涉严重。本文拟从国家层面,通过梳理行政院、司法院及省级行政、司法机关的档案,分析上述司法不公的问题所在。

论抗战时期的除奸斗争

汉奸的卖国行径和丑恶灵魂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加艰难,除奸反特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结合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和实地考察,文章从汉奸的类型及其巨大危害、国共两党与民间自发的锄奸斗争、汉奸的结局和问题的复杂性三方面剖析了抗战期间汉奸既多又杂的类型、成因及其危害,认为汉奸的实质是洋奴哲学。新时期必须大力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试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逆产处置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肃奸、惩奸为抗战有机组成部分;战后,惩奸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实属大势所趋。出于经济、政治利益之考量,国民政府逐步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惩奸路径之一为财产没收。没收逆产既利于增进政府收入,缓解战后重建财政困顿局势,亦能占据民族大义制高点,避免予政敌以口实。由此,制定与施行逆产处置政策成为战后政府政治重构应有之义。本文以国民政府战后逆产处置为切入点,梳理逆产法律限定、处理过程、障碍等问题,以期充实对国民政府惩奸整体状况的认知。

葛洪法律思想述论

在葛洪中年出世入道之前所作的《抱朴子.外篇》之中,包含有极丰富的法律思想内容。葛洪所主张的君执法权、德刑相济、刑为仁佐、重刑惩奸、罪刑相适等思想,不仅非常深刻,而且符合时代所需,包含有许多积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