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的个案考察、效力依据与完善进路——以贵州省从江县W村为样本

西南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及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惩戒性条款,突显出基层村民自治的契约性与独特性。惩戒性条款在实践中存在的处罚数额过高、处罚形式单一、内容模糊粗糙、规约监督与执行缺乏可操作性以及与国家法之适用冲突等问题不仅亟待解决,在效力依据方面存在政策与法律的矛盾也急需厘清。需要在严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两个不得”和对政策性指导意见进行“限缩性解释”的双重前提下,确立“适度”原则,通过探索制定《村民自治法》的远期规划和善用地方立法权的近期进路,辅之以“备案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进一步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进行规导与监督。

违反城乡规划的惩戒性立法探索——以《重庆市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为例

以省级政府规章《重庆市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为例,从立法背景、惩戒对象、惩戒条件、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认定的依据、被惩戒行为和主体分类、惩戒形式等六个方面,对违反城乡规划的惩戒性立法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城乡规划领域的惩戒制度的构建有所启示。

单位惩戒性管理措施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合理的惩戒性管理措施能够降低单位员工犯错的概率,维护良好的单位秩序,降低员工离职率,避免劳动纠纷,减少劳动争议。现行的单位惩戒性管理措施在制度规范性、惩戒性制度统一标准、员工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无法起到有效管理员工与提升工作效率的作用。因此,要从保证制度规范性、维护员工权益、严管与包容相结合入手,对症下药,对单位惩戒性管理措施进行改进。

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的静态分析——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是保障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必要条款,其中存在与人权相冲突的内容,这折射出了村民自治权与人权的融通和冲突。国家有义务以充分保障人权为出发点,消解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对人权保障的负面影响,完善国家法在规范村民自治权的运行和监控村规民约惩戒条款的设置、执行和权利救济等方面的相关制度。

高校学生惩戒性规章的法理学分析

高校制定惩戒性规章来自于法律法规的授权,为了达到维护秩序,建设和谐校园的目的,在制定时应遵循法律优位原则、适度比例原则和行政参与原则。同时,执行过程中要做到执行程序合法,监督机制完善;行政行为公开,过程透明高效;教育目的明确,注重教育引导;权利救济及时,渠道多元畅通。

禁止“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惩戒性措施省思

在"基本解决执行难"背景之下,当前民事执行实践之中对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性措施适用较为广泛。当前执行实践中禁止"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惩戒性措施适用中存在着与执行原理相悖的做法。为合理适用禁止"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这一惩戒性措施,应当在区别该惩戒性措施与其他惩戒性措施的基础上,审慎适用该惩戒性措施。在该措施的适用时,应当明确"高收费"等前置标准,通过双重识别模式,运用个案工作方法与比例原则,采取主动地禁止"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惩戒性措施。我国当前的执行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惩戒性措施适用的合理性与该当性、惩戒性措施的救济保障以及协助执行范围等问题,以期更好的解决执行实践中所涉问题。

单位惩戒性管理措施落地起效的关键点

惩戒性管理措施向来是管理的基本手段之一,但因其反面强化特性与人趋利避害天性相背,往往会在施行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单位惩戒性管理措施要想生根发芽,必须以认可求有效、以普适求高效、以强力求奏效、以良善求长效,做到管理对象心悦诚服而后从之,从而确保其真正落地起效。

企业惩戒性停职制度探究

惩戒性停职制度作为一种会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均未对其作出明确的规范,且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受理范围,而将其视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但惩戒性停职的引发事由范围、期限长度上限以及停职期间的工资待遇等问题,均涉及劳动者切身重大利益,应当与惩戒性解雇得到同样的重视,并应赋予劳动者充分的内部和外部救济权。立法应加强对企业惩戒性停职制度的规范,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一个叫亨利的人: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何选择修复性而非惩戒性正义——萨克斯大法官演讲稿

一、在南非宪法山;会见中国法官大约是十年前吧,我和其他十位法官同事在南非宪法法院(这个法院好比南非的最高法院)高兴地迎接中国最高法院代表团的来访。我们当时和大约五位来宾围坐在一张桌子边,他们都身着深色正装、打着黑色领带、一副严肃的表情。我跟南非10多位法官同事们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用英文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边界的法律评价

对教师实施的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排斥由教师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然而,积极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的立场并不妥当,该立场与立法者的规整目的不符,同时也混淆了法律漏洞和未能严格执法、司法的区别。由于教师惩戒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存在明显不同,并且相较于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处分是一种更为有效抑制教师违规行为的机制,对于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应当坚持治安管理处罚责任补充适用的立场。只有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体罚性惩戒行为必须以存在相应的学生失范行为为前提;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超过相应的必要范围;体罚性惩戒行为原则上应当满足补充性原则的要求。

两大法系惩戒性军事法概要

莫里斯与古斯塔夫斯的《战争法典》对两大法系惩戒性军事法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惩戒性军事法以军事司法权的运作为核心,主要围绕军事司法管辖权及军事司法程序构建军事司法制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欧洲人权公约》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影响,两大法系惩戒性军事法的发展又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教育惩戒”的性质及其法律体系构建——以《教育法》《教师法》为核心

关于“教育惩戒”的基本属性,学界呈现出“行政惩戒说”“社会制裁说”与“微观公共惩戒说”的理论分歧,第一种观点更加符合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精神。“教育惩戒权”是集合了“权力”“权利”与“义务”三重复合属性的法律概念。教育惩戒可以划分为纪律性惩戒与学术性惩戒。有关后者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学术研究都较为完善。但是,由于立法缺失、校规虚置、媒体渲染、教育理念失当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纪律性惩戒”在实践中面临着要么被“滥用”、要么被“弃用”的两难困境。我们应当借助《教师法》修改的契机构建起符合国情的、以《教育法》《教师法》为中心的教育惩戒法律制度体系。

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控制——从“合法性”走向“合法性”与“正当性”

针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目前法院普遍遵循形式合法性审查进路。然而,这一审查进路出现了现实困境,即同一适用要件下的审判逻辑矛盾和审查强度不一。解决上述困境需要重新厘定法院在高校惩戒行为中的审查边界。一方面,基于我国目前法律供给不足的现状和防止国家公权力过度侵入高校自治领域之考量,立法权无法积极担负监督高校行为的任务;另一方面,基于学生权利保障之需要——防止高校以自治之名侵害学生正当权利,法院应积极行使高校惩戒行为的审查职能,在合法性审查标准之外纳入正当性标准。纪律性惩戒行为与学术性惩戒行为审查标准应有所区分,前者适用合法性与正当性审查标准,后者则适用正当性审查标准。

论高校纪律性惩戒权与学生合法权益的冲突与平衡

高校作为国家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实施机构,肩负着传承、传播学术理念及管理、教育学生的双重责任,也面临着自治与法治的平衡难题。一旦学生违反纪律性规定破坏了教学、管理秩序,高校如何在兼顾处罚与教育的基础上行使权力对学生行为予以规范、惩戒,这是学生个体性、独立性意识越发突出的今天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为实现高校教育目的、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需要明析高校惩戒权的来源、性质及学生的合法权益内容,并在梳理高校治理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基础上,厘清二者之间的冲突,从实体、程序两方面加强对高校纪律性惩戒权的法律控制,实现二者的平衡。

合情·合理·合法:教育惩戒的三重要义

在推动教育惩戒从理论预设走向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亟须以生为本,做到有情可循、有理可据、有法可依。一是将合道德性作为教育惩戒的价值追求,在坚守“教育爱”的前提下,通过“同情共感”引发学生内在的规则意识,使其自觉形成社会秩序感和道德责任感;二是将合理性作为教育惩戒的核心准则,实施中做到关注年龄分界点、注意分寸临界点、捕捉态度转变点;三是将合法性作为教育惩戒的实施要旨,基于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错误行为性质,选择适切的惩罚形式并掌握合理力度。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惩戒主题

笔者以好莱坞魔幻巨制《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主题为研究对象，结合影片相关细节，探讨基于西方文化基础上的惩戒主题。本文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影片对惩戒这一方式的诠释：父母和子女的相互惩戒，社会和个人的相互惩戒，肯定了该片在父母教育子女方式上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提醒人们要摒弃影片所表现的过度惩戒，避免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可能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伤害。

高校惩戒行为司法救济模式探析

纪律性惩戒和学术性惩戒的分离,是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决定是否对高校学生提供司法救济的基础,与大陆法系国家以惩戒强度不同来提供救济的模式相比,有更大的合理性。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高校惩戒行为司法救济模式,在受案范围上以惩戒强度为标准、在审查强度上以惩戒性质为基准。

中学惩戒教育缺失现状和对策建议

中学教育实践中教师对惩戒不作为,片面强调赏识教育,惩戒教育面临缺失的状况,导致诸多不可忽视和无法弥补的不良后果。学校的惩戒教育需要立法,社会,学校等各个层面提出合理对策和建议,以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的良性发展。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三大转向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其意旨侧重于惩戒,并带有浓厚的"风暴式"特征。在走向责任政府的时代,行政问责制度具有基础性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有必要实现由同体到异体、由惩戒性到预防性、由风暴式到常规化的三大转向。

论没收违法所得设定权的分配与收回--基于行政处罚法相关条文的展开

修改前的行政处罚法并未将没收违法所得设定权分配给规章,导致实践中出现“违法所得该没收而未没收”的局面,但修改后的行政处罚法关于没收违法所得设定权的相关规定仍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行政处罚法第二章确立了基于“总则性规范-单行规范”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分配体系,作为总则性规范的行政处罚法负责分配行政处罚设定权,单行规范负责设定具体行政处罚。此次修法还特别增加了第28条第2款第1句作为普遍性授权规定,实际上是将授予单行规范的没收违法所得设定权收回至行政处罚法,却又带来了相关规范内容僵化和行政处罚法功能错位的问题。行政处罚法之所以会出现“分配”与“收回”的矛盾,本质上是因为对没收违法所得的行为性质没有厘清,寄希望通过折中的立法方案同时确保没收违法所得的惩戒性与恢复性。随着近年来依法行政的不断推进,以及行政处罚法修改对“行政处罚”概念的明晰,不应再一刀切地将没收违法所得视为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