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研究

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特指投降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抗战期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同国内的叛国、卖国的汉奸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制定了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惩处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的研究,对于弘扬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惩治汉奸研究综述

本文在总结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惩治汉奸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奸研究的三个视角:社会学功能主义、政治学民族主义以及伦理学道德论。功能主义视角认为,在民族战争中,通敌者从某种意义上成了战争挫折和人们推卸责任的"替罪羊",惩治他们有加强群体或民族内部团结的作用;民族主义视角认为,通敌者违背了某种原则,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清理,而且国家任何一个成员都有惩罚的权利;道德论则从人性论的角度质疑不分青红皂白惩治叛徒和通敌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谁的言论,又是谁的自由——对“政协委员提出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建议事件”的评析

政协委员喻权域先生建议全国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一事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该事件主要关涉到三个主体的言论自由:建议所针对的公民、建议者本人、针对建议的争论者。言论自由之法律限制本身也应受到限制——必须符合宪法要求,通过专门立法惩治"汉奸言论"不具有合宪性。透视这一事件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的进步初现端倪,人民的判断能力值得信任,更为重要的是,宽容制度的构建任重道远。

战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与秩序重建

对于战后的国民政府而言,恰当地处理汉奸并非易事,一方面是抗战期间与部分伪政府要员秘密交往而形成的"合作"情结,一方面是战后民众要求从速严惩汉奸的呼声,最终导致国民政府陷入"两难"困境:从严则失信于人,从宽则失信于民。此一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政策的制定与践行。"抗战有功"汉奸减刑标准模糊、汉奸财产处理规定前后矛盾等反映出国民政府的犹豫心态;法律条文朝令夕改,个人干预司法等导致国民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而汉奸财产接收过程中的不法行为、检举汉奸过程中的诬告之风则对国民政府的秩序重建形成新的挑战。汉奸处理问题是战后国民政府秩序重建的重要环节,汉奸问题处理失策产生的链式反应,使国民政府秩序重建的努力化为泡影。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立法研究

八年抗战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多的汉奸①,战后对其如何处置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惩奸不仅直接关系政府威信与政权维系,亦涉及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保持。复杂政治环境下,汉奸处置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由是之故,战后国民政府制定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处置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立法与研究,奠定了汉奸惩治的法律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然囿于仓促行事、政治法律纠结不清等因素,决定战后立法缺陷重重,以至影响惩奸效果。

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司法惩处——对惩奸法律文本、程序设置与审判特点的考察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反面典型不断出现。国民政府从1931—1947年实施了多种严惩汉奸的政策,但司法惩处主要在1946—1947年。1944年出台的一部程序法《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规定非军人汉奸案件应归司法管辖,从而逐渐取代此前由行政兼理的办法,这一点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支持,汉奸案件的司法审理也经历了由非常态到常态的转变。国民政府通过司法机关惩办汉奸数以万计,对社会影响不可谓不深远。然而,惩处汉奸的法律条文、司法程序、法庭审判等环节都存在问题,致使司法不公,时而惩处不力,时而失之过严。首先,法条时常有悖法理;其次,程序存在种种漏洞;最后,判决亦受行政干涉严重。本文拟从国家层面,通过梳理行政院、司法院及省级行政、司法机关的档案,分析上述司法不公的问题所在。

“二号汉奸”陈公博的最后审判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向日本妥协,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担任"行政院院长"兼"国府主席"。而作为汪精卫政府的二号人物陈公博,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不折不扣的汉奸,终落得被公审并处以极刑的下场。其人生经历,令人感慨。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出生,祖籍广东乳源,其家长期安于南海,他的父亲曾任清末广西提督,后解职回到广州。年轻时陈公博在北京大学深造。

陕甘宁边区刑事判决书中的“六法全书”——以“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为中心的分析

《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初稿本成书于1944年7月,由法学家李木庵主持编录。其初衷是遵照1944年1月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改善司法工作的指示:'将历年所处理较典型的判例选出一些,以教育我们的司法干部,供其了解在工作中,应如何掌握政策,判断案件的一些参考……在分量上,是根据在边区存在的案件的性质的多少来确定多少的。'[1]因此,该汇编所选案例的典型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