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经济分析

我国现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针对不同类型的产品规定了不同赔偿金额,并不妥当。赔偿数额的法定基数应该按照成本与收益,从责任主体和受害人两方面来确定,并考虑责任人的主观恶性、逃脱几率、潜在伤害的大小等因素综合考量,并适当限制。按照汉德公式的计算,当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超过预防成本时,生产者会选择投入预防成本而不会放任损害发生。通过计算出惩罚倍数,可以确定出适当的惩罚性赔偿金数额。

论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以功能为视角分析

惩罚性赔偿金系英美普通法的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在近些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中国现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法条法规有该制度的缩影,但数量有限,尚不能解决社会上广泛存在的问题。因而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功能要件出发,探讨惩罚性损害性赔偿在中国确立一般规则的适用条件,尤其是广受争议的主观要件,则将对该制度的建立和适用大有裨益。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突破最高数额之限制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展一直伴随并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近年来,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正步入深入发展的重要关口,传统的立法思维已经逐渐滞后,在预防、惩罚两大主要功能的驱使下,应当逐步探索突破惩罚性赔偿金最高数额的限制,以实现社会各方的利益平衡。

美国法上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

惩罚险赔偿金的主要问题，可归类爲以下三项：①爲什麽需要采用惩罚性赔偿金制度？此项问题涉及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与目的功能，同时涉及该制度是否与填补性损害赔偿制度相冲突②被告何种行爲得判决惩罚性赔偿金？即被告何时应负担过重惩罚性赔偿责任？③在判决惩罚性赔偿金时，以何种数额爲适当？亦即做成惩罚性赔偿金判决时，其数额之量定应斟酌何种因素？本文之目的，在於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认爲，惩罚性赔偿金在性质上具有「准刑事罚」的性质，其目的固有损害填补、吓阻、报复、及私人执行法律等功能，但其主要目的，在於报复与惩罚的功能。基於此项功能，对於何种行爲应课以惩罚性赔偿责任，本文指出故意或恶性重大等行爲，无论侵权行爲或违约事件，被告均应负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至於单纯过失责任，尤其轻过失而无恶意之侵权行爲，无庸负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在惩罚性赔偿金量定因素上，美国法院主要以被告不法行爲的非难程度与其获利可能性、原告受害之性质与程度。被告之财务状况、以及被告遭受其他处罚之可能性爲考量的标准。以惩罚性赔偿金之报复与惩罚目的观之，被告不法行爲的非难性显然应作爲最重要的量定标准。 关於美国惩罚性赔偿金数额量定因素的改进方案，有主张以团体诉讼爲限，有主张应分阶段审理，有认爲陪审团仅认定责任成立要件，而由法官决定赔偿金额者。我国法官森判决惩罚性赔偿金时一向趋於保守，似不可能发生如美国法院判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判决过巨之情形。 关於惩罚性赔偿金额最高额或倍数赔偿额之限制，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五十一条及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二十九条均采类似规定，以避免惩罚性赔偿金额判决金额过高。惟惩罚性赔价金额最高额或借数赔偿额之限制。与惩罚性赔偿金的制度目的不合，应非可采。

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析——基于制度引入的价值考量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就侵害知识产权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统一了知识产权各部门法中就该项制度适用要件表述上的"形式差异"。2021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正式施行,为进一步细化该项制度的具体实施作出了清晰指引。然而,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律适用问题仍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空间。本文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的价值源点出发,分析司法适用中的共识与分歧,探究相关问题的解决路径,以求为该项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惩罚性赔偿与知识产权保护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从法理上分为补偿功能和预防功能，前者是对受害人而言，具体分为财产损失、受害人的人身和精神损害和诉讼支出的费用，后者就是预防侵权再次出现，避免给权利人带来损害，此项功能是通过惩罚、威慑、激励等具体功能而实现的。

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原则的适用

环境侵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民事侵权行为的特殊侵权行为,但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损害赔偿的承担上,遵循的仍是传统民法的同质赔偿原则,这导致了对受害人救济的严重不足,有失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也导致了对加害人的制裁不力等弊端,不利于环境保护。它的局限性,使得惩罚性赔偿原则引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领域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可以更好地实现民事责任的救济、制裁、预防功能,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民事责任的预防功能

本文以经济学中的价格市场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为工具，从预防角度考察民事责任（以损害赔偿为主）的社会功能，并指出为达到最佳预防目的，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致害人应负损害赔偿数额的原理与计算方法。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基数:困境与出路

自《民法典》第1232条原则性地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生态环境侵权领域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开始对能否就生态环境损害本身提起惩罚性赔偿的问题展开探讨。其中,对此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及实务工作者进一步提出并开始讨论应当如何选择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基数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司法实践与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就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侵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存在的疑点、难点问题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并规定应当以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永久性功能损失赔偿数额作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基数。基于对48起有关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认定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当前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不够完善,司法实践中各法院认定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永久性功能损失呈现出多元混乱的局面,特别是在认定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时,各法院存在对其法律性质界定不明、赔偿数额计算方法不一的问题,进而造成以其作为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基数面临重复评价、加重处罚以及可操作性不强、不具有普适性等多重困境。基于此,在现阶段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尚未完善、相关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暂时不宜以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赔偿数额作为基数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而应当探寻适当的、可操性较强的其他方案。又基于同质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参照生态环境行政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合理认定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最佳替代方案以代替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作为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基数。而应当注意的是,未来以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赔偿数额作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基数时应当严格区分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统筹考虑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属性。

面向“未来”的侵权法:论侵权责任法的预防功能

从侵权法的立法宗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和侵权法的发展历史分析,预防损害与填补损害一样,都是侵权法的基本功能。侵权法发挥预防功能的主要机制在于过错责任原则,法律要求应当预见损害的行为人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以避免损害的发生,否则即应承担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制度通过市场竞争促使经营者提高注意义务程度,预防损害。以实现预防功能的视角检讨我国侵权法具体制度,有必要强化预防性侵权责任方式、惩罚性赔偿制度和责任保险的事故抑止机制。

论我国死亡赔偿制度之统一构建

应在侵权法中统一规定死亡赔偿制度,以改变现今的立法体系上的混乱问题;应对受害人丧失的生命作出直接的赔偿,并统一名称为"死亡赔偿金",其计算标准城乡同一,以体现生命的平等,其性质为惩罚性赔偿,重在预防功能;应对受害人未来预期收入的损失,统一称为"预期继承利益丧失赔偿金",其计算标准则依据城乡不同标准计算,以体现赔偿的合理差别。

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不久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从而引起我国民法学界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是否可以确立为一个制度的讨论。因为这种制度应否确立,直接关系到民事责任的传统目的,即救济补偿的取向是否要做修正。所以,这是一个涉及制度目的和价值取向的重要问题。王利明此文对这种美国固有的制度从历史生成、制度构造、特征意义及操作方法诸方面作了细致深入的探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该制度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启发意义。所述道理观点如何,足可见仁者智者之功。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之功能

一般认为联合国经济制裁具有“强制改变”的功能,但对于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否具有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的问题,国际社会却存在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经济制裁的决策和执行。刑法学关于惩罚功能的精髓是在刑事不法行为与刑事制裁之间建立必然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具有惩罚功能;民法学在“惩罚性赔偿”的定义中,将惩罚界定为“对不法行为者施加的‘害’大于不法行为本身导致的‘害’,而不是等于或大致等于不法行为本身导致的‘害’”,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一定具有惩罚功能;法理学认为“惩罚”就是“施加不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应该具有惩罚功能因素。另外,从主观上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具有预防功能;但从客观上看,联合国经济制裁却具有预防功能因素。

基于得利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规范再造

在我国现行法上,不法得利被作为实际损失难以确定时损害赔偿额的替代计算方式,这使得基于得利的损害赔偿仅仅成为补偿性或返还性损害赔偿之表现形式,其通过惩罚牟利性侵权行为而发挥的预防功能则被不当遮蔽。为了正确认识基于得利之损害赔偿的规范价值,必须依照得利与损害的相关性进行规范再造。在得利超出损害时,剥夺性损害赔偿须作为传统责任类型构成原理之例外获得特别确认,在体系上应将其纳入侵权赔偿规范,以避免对无因管理法和不当得利法内在逻辑连贯性的扰乱;在适用要件上,为避免过罚失当,应将恶意的牟利性侵权行为作为规范对象。同时,因其兼具补偿性/返还性与惩罚性,无法与补偿性损害赔偿及惩罚性赔偿并用。在惩罚性赔偿金适用于限定性特殊情形的制度背景下,剥夺性损害赔偿作为制裁牟利性侵权行为的法律工具,具有损害赔偿一般规范的地位。

大数据时代侵权法功能定位的历史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关于侵权法功能定位的研究相对薄弱,且长期处于以白描的方式对各功能进行简单有无判断的阶段。在分析方法上,普遍缺乏历史的眼光和部门法分工协作的考察视角。以补偿功能为基本功能定位的侵权法,缺少其他功能定位相对独立性的证成,无法为损害赔偿责任以外的其他侵权责任类型的适用拓展空间。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侵权法的功能定位面临转型。重新反思功能定位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其可以为大数据时代侵权法制度的阐释和适用提供更加充分的说理前提。大数据时代侵权法的功能应当区分为基本功能与派生功能。基本功能决定了侵权法的本质属性,是制度适用以及司法续造得以展开的前提,这有助于形成系统论的观点,提供一条观察侵权法变迁的根本性理论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