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革命的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一度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 ,形成“手稿热”,与此同时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手稿》引发了理论取向和理论中心的变迁 ,加上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 ,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采用哲学的逻辑的方式方法去想象革命却同实践相背离的局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与反思 。

责任与担当:左翼乡土小说家缘何“想象”革命

左翼乡土小说家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大都从事过实际的革命活动,有着一定的城市革命体验,但除了少数作家以外,大部分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转而以笔为旗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基本上也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通都大邑卖文求生,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土地革命有着一定的距离,因而他们只能依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

革命想象与性别表述——论左翼小说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左翼小说中女性的成长叙事,虽深受"革命+恋爱"公式的影响,但却无法用一种单一的模式来统辖,因创作者的性别差异而在文本中呈现复杂面貌。从成长视角探究左翼小说中女性的成长经验、生存状况、精神追求、价值观念与自我建构,有利于从性别视阈折射社会环境和时代文化特征,并挖掘女性成长背后隐含的性别权力与公共政治是如何介入并影响、改造女性成长叙事的。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

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具备着特殊的意义,其话语内涵早已超越了历史中的辛亥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却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解决的冲突:一方面几乎全盘性地去批判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却从情感与道德立场肯定辛亥革命中某些积极的因素。同时由于鲁迅个人无意或有意的选择,使他所建构的辛亥革命想象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中的辛亥革命,呈现出如下两大特征:一是刻意地去弱化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力;二是过度责备辛亥革命的阴暗面。

叶紫的乡愁与革命想象

叶紫的小说创作题材主要集中在故乡洞庭湖边的农民生活,其作品隐现着悲愤的乡愁并呈现出强烈的反思性。这与作家漂泊无着的窘迫生活以及革命烈士遗属的特殊身份密切相关。叶紫的"乡愁"以聚焦故乡人际关系的方式,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阶级、精神层面。在乡愁描画的精神轨迹中,阶级意识的式微与主体意识的萌发正是叶紫对于革命的独立解读。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的语境中,这不仅是对"第三种人"的有力回击,而且也显示了"五四"之后,作家力图在革命、政治等宏大叙事干预下再次回到启蒙主体的努力。

论《亮剑》的“红色狂欢化”革命战争图景

作为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史诗力作,《亮剑》的叙事呈现出一种"红色狂欢"的精神图景:酒神精神铸炼的强力快感、集体主义演绎的节日仪式、笑谑诙谐言说的广场效应。这种狂欢姿态是对红色战争记忆的浪漫想象,革命战争的"现实痛感"为崇高的"理想快感"所代替。

革命想象与历史论述——关于《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及其他

事情还得从2006年北大中文系的一场对话说起——那年的10月2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五院中文系演讲厅里,举行一场题为"海外中国学的视野"的对话,参加者有王德威、刘东、吴晓东和我,还有近百位对此话题感兴趣的研究生。此次对话有个副题"以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那是我拟的。为什么?

杂糅的乐园与孤傲的英雄——柳亚子诗歌中的“辛亥理想”

在柳亚子的诗歌中,辛亥革命呈现出这样一种景观:一个才华卓绝的少年英雄背负起了复兴中国的重任。他要通过革命将国人引渡到男女平等,人人自由的美好彼岸。在描绘清政府、革命他者、革命自我时,诗人所选取的意象、所投射的思想都带有中西合璧及科学和天命杂糅的特点。柳亚子想象中的革命,色彩悲壮而又孤独。它虽与革命现实相去甚远,但抚慰着诗人的内心,激励着时代志士奔涌向前。

左翼乡土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局限

左翼乡土小说家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者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他们只能根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无论作家的想象能力多么强大,作为想象性活动的文学艺术毕竟同现实隔着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所作的革命想象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而是一个想象中的革命世界,由此使得左翼乡土小说家在想象革命时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集中表现在人物想象塑造方面。

彼得潘综合症

成年人行事带孩子气,渴望回归到孩子世界,发展到极端就会沉溺于幻想,拒绝长大。患有该综合症者,习惯随心所欲,在职场或人际互动上易受挫,凡事格格不入,换工作如家常便饭。即使成家立业,事不关己的特质也常让配偶负担沉重,仿佛在照顾另一个孩子。

左翼乡土小说革命想象的创作资源探析

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没有土地革命或者苏区生活的直接经历,在缺乏实感经验的前提下只能进行想象性的革命书写。他们之所以会在对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实际情形并不熟悉的情况下展开革命想象,既与他们的乡土出身和创作倾向有关,同时也与左联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虽然左翼乡土小说文本所构建的革命世界缺少直接的生活来源,叙事和人物刻画也较为粗疏,常为人所诟病,但少有论者注意到这些文学想象事实上并非空穴来风,是有间接的乡村生活经验、本土文化以及外来文学依据的,所以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也为现代文学史提供了当年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情景的重要叙事参照。

革命话语:政治先锋下的个人主义激情——20世纪20年代末普罗文学现象及其命运

20世纪20年代末的普罗文学体现了革命文学的倡导及写作的复杂内涵。从革命知识分子个体与小团体社会生存与文化存在状况的具体性特点,以及20年代末期革命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思想转向倾向性立场出发,来看待革命文学理论的这一复杂性构成,可见出革命文学理论倡导是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以小团体性对20年代世界性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个性化表达。是先锋而概念化的政治理论话语与个人化的爱情话语的交错杂糅,反映了激进知识分子在革命时代自我诉求与政治追求交错混杂的矛盾性,其本质是以政治先锋为表征的个人主义激情。故而,随着30年代左翼文学阶级理性的确立,左翼文学终结了革命知识分子个人化的革命文学想象。

想象、真假与隔膜:《阿Q正传》中的“革命”与精神胜利法

对“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这一命题的解读,是将“革命”与精神胜利法整合为《阿Q正传》总体性表达的关键。阿Q所谓“革命”是一场“想象的革命”,有很强的“思维游戏”属性,由此占据了他的潜意识导致其走向悲剧。在背后持续生效的则是精神胜利法的“代劳”特性以及沉默机制。由此切入可以发现,《阿Q正传》研究中经典问题“两个人格”与“大团圆”之间的联系,正是阿Q“要做革命党”的想象内嵌于精神胜利法的体现。阿Q悲剧的内涵是绝对意义上的自我封闭,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令人室息的隔膜感。鲁迅由《阿Q正传》这一文本及其人物形象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危害,显示出只有打破“沉默”的闭环,阿Q才有可能走出“想象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