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的意义观对比分析

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代表了语言学的不同流派,他们的意义观的区别主要体现: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是个人的,是人脑的特性之一;韩礼德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是一个在情景语境中用于表达不同功能、对语义进行选择的多层次的网络系统。乔姆斯基侧重语言的语言形式而忽视语义内容及与社会功能的联系;韩礼德的解释重在功能方面。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形式决定语义内容;韩礼德则认为语义内容决定语言形式。

从语用学的意义观看对等翻译

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直译、意译并不是一对不可解决的矛盾。我们所说的忠实并不是机械的字面上的完全对等,意译也不是不顾原文内容和形式的任意乱译。译者应在充分理解原文语义含义的前提下,分析比较两种文化和语言在表达习惯和用法上的差异,最大限度地利用所给的语言信息推理出作者说话的真正意图;同时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感受,充当好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尽可能做到最全面的等效。

言语行为意义观浅论

意义理论研究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课题。在所创立的众多意义理论中 ,言语行为意义观颇具特色 ,被认为是一种集大成的意义理论。它将言语行为规定为意义的基本单位 ,强调意义作为意向性的一种派生形式 ,产生于内在心灵意向与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的统一 ;从而将言语行为及其构成规则、言语交际者的意向同表达式的意义以及说话者的意义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多维度。

斯宾塞科学教育的意义观探析

斯宾塞是十九世纪著名的科学教育家。他建构了著名的科学教育的意义观,涉及对古典主义教育的弊端的揭露和批判;科学课程的科学课程的价值观(功利价值和人文价值)。研究他的科学教育的意义观对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推动科学教育的发展;建构彰显人文价值的科学课程价值观;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语言哲学中的指称论(名实论)与翻译的意义观

通过考察语言哲学中的意义指称论,探索其历史渊源———名实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语言的意义问题等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究,对翻译意义观进行了初步思考。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有多少种用法,就有多少种意义,意义的指称论(古代的名实论)对翻译意义观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照作用,但是翻译的意义观却不应建立在简单的意义指称论上。

从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看译者的主体性

关于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初,但该研究真正引起人们关注并得以深人还得归因于近年来诠释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学科、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从一个新的视角——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出发,结合翻译活动中"意义的理解与输出",即翻译这项活动的两个方面来阐述译者的主体性。

试析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在翻译理论中的作用

用社会符号学的观点来指导文化翻译 ,是翻译理论上的一大突破 :因为翻译本身是一种由一语符向另一语符转换的过程 ,不同的语符系统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从而将源语中独特的语符准确地转换为能为本族文化共同承载的语符系统 。

解构的意义观与“寄生”式批评——从米勒与人文主义者的论争说开去

20世纪70年代末,解构批评主将希利斯·米勒与人文主义者艾布拉姆斯及韦恩·布斯之间爆发了一场精彩的笔战。审视这场举证扎实、论理严谨的笔战,可以让我们了解解构的主张与方法,借此澄清学界对解构意义观及"寄生"式批评的误解。

中西解释学意义观和理解观之比较

南宋陈善的"出入"说、陆九渊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论以及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可以作为中国古典解释学意义观与理解观的纲领和代表。比较西方解释学的"更好的理解"和"不同的理解",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解释学是在实践的自觉中沿着两条清晰的阐释方向和线索完成了方法论的积淀。其意义观坚实而灵通,执著而超越;其理解观既出入有据,亦进退自如。而西方解释学却在理论的自觉中越来越深地走向了一条体系建构的道路,其意义观和理解观的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不断演变,呈现出对立而复杂的状态。应该说,中国古典解释学洋溢着灵活而实用的个性,西方解释学则呈现形而上的本体特征。

“意义大于指称”──论科学实在论的意义观

“意义大于指称”──论科学实在论的意义观郭贵春伴随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语义分析已作为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扩展、渗入和溶合于所有科学哲学问题的探究之中。但在语义分析方法的具体展开和实现过程中，必然要引申出对科学理论术语的指称及其意义的揭示和阐释。而...

刘宓庆的翻译意义观述评

意义与翻译的研究虽然一直颠沛流离,但始终没有离开翻译研究者的视线。本文初步梳理了意义与翻译研究的历程,重点对刘宓庆的翻译意义理论做了述评,指出当前意义与翻译的研究仍然值得期待。

认知语言学意义观关照下的名词翻译

在翻译名词时,译者应力求在目的语中同时实现源语的概念内容和识解方式,如果两者不能兼顾,则舍弃源语的识解方式,采用与目的语一致的识解方式。据此,译者可采用传承性翻译策略、参照性翻译策略和传承参照结合法进行翻译。

维克多·弗兰克的生命意义观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弗兰克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生命的无意义感成为困扰当今时代人们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生命的意义问题不仅关系到人们的心理健康,还关系人们生存下去的信心。"意义意志"是产生生命意义问题的根源,是人类所独有的基本需求之一,它根源于人类生存的自我超越方式。他认为获得生命意义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在社会层面,通过教育使人们发现生命的意义;在个人层面,通过工作、体认价值和受苦获得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关于生命意义的研究对当今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是:要从多学科、多领域对价值观问题开展综合研究,全面揭示集体主义对于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全方位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宣传。

认知语言学意义观关照下的《醉翁亭记》句式英译比析研究

本文主要以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为理论视角对《醉翁亭记》的六个英译文在无主句、骈句和"也"字句三种句式的翻译上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比析出最大限度再现原文句式所传递的意义的同时探索出中国古典散文常见句式的翻译策略。通过比析发现,汉语无主句的英语隐喻性无灵主语句翻译策略、骈句的意群断句对称策略和"也"字句的以虚显实句和英语倒装句翻译策略可有效翻译中国古典散文中常见句式。

符号学意义观与语用失误成因剖析

从符号学这一全新的视角探讨语用失误的成因,采用了Morris的观点来分析两种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并分析了Morris符号学意义观中的三个要素,即言内意义、所指意义和语用意义,指出在两种符号进行转换的时候,任何一种意义没有被精确地转换成目的语符号,都将引起语用失误。而此前,在进行符号转换的时候,往往只重视语用意义的转换,忽视了言内意义和所指意义,尤其是言内意义。基于上述从符号学意义观角度对语用失误这个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关英语教学方面的建议。

符号学意义观在互文性翻译中的运用

本文从符号学的意义观着手分析了翻译中的互文性现象,并举例分析了三类意义在互文性翻译中的应用,即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力图为处理互文性翻译提供全新的视角。

关于大学生生命意义观问题的研究——以德育生命化为视角

高校中大学生生命意义缺失的现象凸显了传统德育模式中生命教育的不足。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发现当代大学生生命意义观存在的三类问题:生命价值迷失、意义的缺位、理想信念混乱。从德育生命化的角度切入,探析大学生生命意义观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传统德育人性化的不足、德育工作者生命教育意识的缺乏、教学方式的单一、德育内容的不切实际,分别从德育人性化、生命化、生活化、生态化方面提出解决途径。

六十年汉语同义词界定研究述评——从意义观的角度

同义词的界定是同义词研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至今六十多年来大陆地区的同义词界定研究中,研究者所持的意义观主要有四种:指称观、概念观、反映观和联想观。另外还有意义观不明和多种意义观的同义词界定。这些界定虽有一定的缺点,但也有其合理之处。对同义词界定的不同观点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缺欠之处,也不宜完全否定,应把握其适用范围并可于其适用范围内加以使用。以往的同义词研究主要围绕"意义"进行,今后应重点讨论"相同"的问题。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意义观和语法理论

本文通过《语言论》解读了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意义观及其语法理论。《语言论》影响最深远之处,在于它集中体现了布龙菲尔德语言学理论的贡献和精髓,如行为主义语言观、机械的意义观以及语法理论方面许多独到而新颖的见解(如形式、离心和向心构造)。当然,布的语言学理论也存在一些天然的缺陷:行为主义语言观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类大脑中的思维和意识作用;机械的意义观否认了意义研究的可操作性;语法体系中许多理论和概念界定具有不合理乃至矛盾性。

论维特根斯坦“意义观”的转变

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图像论",追求意义的确定性,实质主张的是意义指称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论",意义需要"遵守规则"并根据所处的"生活形式"进行理解,实际强调意义语用论。这种"意义观"的转变体现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