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科·嘎布里埃利主持的意大利民法典评注

在意大利,法律评注类文献历史悠久。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颁布后,出现了大型评注、中型评注和简明评注,其中大型评注汇集了意大利民法学者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由恩里科·嘎布里埃利主持的这套大型评注,兼顾理论与实务,在编排体例、作者构成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具有特色与创新。意大利民法典的评注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各类评注的目标定位不同,风格各异,满足了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意大利民法典》劳动编及其启示

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唯一独立设置劳动编的民法典。劳动编在地位、体系、内容上的特色根植于20世纪中期的社会和思想基础,在后续的修改与争论中仍得以保持和发展。较之法国和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劳动编是民法社会化和法典重构的产物,其在制度设计、规范视角和价值理念上均作出了关键意义的创新。对于我国在现行劳动立法与民事立法分立背景下的民法典编纂而言,为妥当安排劳动法与民法之关系,可从《意大利民法典》劳动编中得到的启示是:在重构式民法典编纂中适当整合劳动法相关规范,可为理顺民法与劳动法的体系关联奠定制度基础,且不会弱化劳动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亦有利于对劳动交换的全面规范和分类规范。

意大利民法典评注的撰写--以三个条文为切入点的观察

意大利的民法典评注以法条加若干问题的形式撰写,结构安排重问题而轻体系。评注内容完全以现行法为中心,对于法律史、比较法、立法史问题不作专门研究,原则上仅援引判例的索引号,不援引判例的内容,未见对判例的批评,也未以专门术语区分“通说”“主流说”“少数说”,但会表明某一学说的认可度,允许评注者表达个人观点,也会援引域外学说。上述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基于我国立法、司法与学术研究的现状,对我国民法典评注的写作有如下五点建议:第一,评注在形式上不宜创新,应以法条之下逐一罗列问题为基本形式;第二,标题设计应强调待解决问题,体系的考虑次之;第三,评注中不宜有专门研究法律史、比较法、立法史的内容,但并不排斥以相关材料解决法条适用问题;第四,直接援引判例索引号即可,不宜批判被引裁决,应以裁判的质量而非裁判者的身份作为援引标准;第五,准确援引学说即可,不宜强求“通说”“多数说”“少数说”的区分,“先有评注而后有通说(多数说)”更符合我国实际,可以援引域外学说。历史地看,当代评注与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构成了同一种精神在相反方向上的展开。

德国《人民法典》体系及其背后民法思想的去潘得克吞化

纳粹执政时期的德国起草了一部《人民法典》试图取代《德国民法典》,大批当时的德国法学精英参与了起草工作,得出了一个采用八编制的草案,它由于纳粹德国的军事失败没有成为法律。一方面,它体现了纳粹的以种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为特征的法观念,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当时德国民法思想的进步:即抛弃潘得克吞体系,让民法体系更贴近实际生活,为此,取消了总则、拆散了债法、放弃了物权概念、实行广义民商合一、采用人前物后的叙事顺序。《人民法典》与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互相影响,共同反映了当时的民法思潮。纳粹倒台后,战胜国把过时的《德国民法典》强加给战后的德国,当年批判这一法典的《人民法典》的起草者为了生计赞誉它,不必当真。《德国民法典》及其潘得克吞体系不值得盲目崇拜。热爱抽象思辨并非所有德国人的习性,过分抽象也并非立法上的善。

重解禁反言原则——从研究《民法典》的规定和有关判例开始

我国《民法典》包含不少禁反言规定,司法上亦间或适用之。禁反言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经中世纪法学家加工理论化,得到英国法继受,在近代法典编纂运动中有些民法典忽视之,有些民法典规定之,在20世纪末的国际统一法运动中得到复兴,其成果体现在一系列的跨国法文件中以及一些新近的民法典中。法院在适用禁反言原则时,必须满足四个要件:其一,应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前行为。其二,有与前行为相矛盾的后行为。其三,前后两个行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其四,两个行为由同一主体实施。禁反言原则不同于权利失效原则以及不听任何援引自己的不法行为者之申辩原则。

民法取向探析

《法国民法典》中体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原则,得到了明确的表述。个人本位兼顾社会倾向的《德国民法法典》反映了资本主义由分散的自由经济向大规模垄断经济发展这样一个时期的法律特征。在个人、社会、国家本位间游移不定的《意大利民法典》所确定的所有权观念体现着来自公共利益的限制。广泛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经济的大量形成使得美国民事法的社会化浪潮十分汹涌。荷兰将很多特别法留在民法典之外。中国传统(民事)法本位大别于西方,体现了伦理社会本位。新中国民法沉浮跌宕,历经变迁。《民法通则》功不可没,它主要是从个人、社会而非国家的角度选取价值定位。马克思继承了公私法划分的传统,区分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市民法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设定民事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我国市民法或民法当坚守市民即私人或私主体权利价值取向。中国民法典的原则立法要以确立好的民法价值取向为内涵来撰写,可将分别内蕴民法价值取向私权、平等、自由、秩序、公平、诚信的,尊重私权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社会和生态秩序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较为学理性的表述通俗化。

民法法系中的律师与体育法

体育法是民法法系与普通法系在法律实践上融汇的领域。两大法系尽管存在着法律传统和法律思维上的差别,但法律实务的现实要求却跨过了这种隔阂。民法法系的体育法律师更需注意到这种两大法系的融汇趋势,从而在类似于体育赞助合同这样的体育法实务操作中汲取普通法的经验。

非婚生准正制度的演变与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从罗马法到民法典

非婚生子女通常是基于非婚姻关系受胎而所生的子女,俗称"私生子"。罗马法、意大利民法典都曾立法对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进行限制,使其处于十分凄惨的境地。同时,为了使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于婚生子女的权利,罗马法、意大利民法典都规定了非婚生子女"准正"制度,但是随着亲子法的发展,准正制度被删除,家庭法从尊重婚姻、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发展到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保护为原则。本文拟从罗马法、意大利民法典关于非婚生子女准正制度的产生与演变进行研究,论证准正制度已不能适用当代亲子法对子女平等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民法典编撰应不予规定,但我们应从废除准正制度的理念出发,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保护为原则推动我国亲子法立法体系和制度的重构。

意大利法上的物件看管致害责任

目次一、物件看管责任的概念与特征二、物件看管责任在意大利合同外责任体系中的产生及其功能三、物件看管责任的构成四、物件看管责任的免除五、结论一、物件看管责任的概念与特征意大利民法上的由物件看管[1]引起的损害的责任（danno causato da cosa in custodia）属于该国民事法律中合同外责任的一种,由《意大利民法典》第2051条规范。此种责任有时被称为'物的责任',从而与人的责任相对;

地上权的演变

罗马法中的地上权和现代意义上的地上权，已有较大的不同。首先，罗马法上的地上权是使用收益他人土地上的建筑物之房舍。意大利民法典中的地上权是土地用益物权和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现代意义上的地上权不仅是使用权，而且包括地上建筑物和工作物或竹木的所有权。罗马法中地上权因建筑物的灭失而消灭。意大利民法典和现代意义上的地上权均为独立的地上权，不因建筑物等的灭失而灭失。我国大陆虽无专门的地上权制度，但确有与之类似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权更为相似。针对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立法较为保守，有较多的限制，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用益物权制度。

意大利包价旅游合同非财产上损害研究——兼论欧盟相关指令的影响与推动

随着欧盟法律体系一体化和一系列指令的颁布,包价旅游合同中非财产上损害在意大利法律和理论中获得支持,司法界也通过在判决中引用宪法原则和民法一般性原则来创造性地对包价旅游合同中非财产上损害给予赔偿,体现了欧盟债法改革运动中加强对消费者保护的精神,这些对我国的立法建设均具有启示性意义。

从属性劳动概念的法律化、解释与启示

将从属性劳动作为核心概念来划定保护范围,在何谓从属性的解释更迭中动态调整劳工保护范围,是现代劳动法的共通教义。以深入辨析规范功能为基础,意大利立法最先使用从属性术语,学理与司法裁判提出一系列释法方案,展现立法定义的倒空与回归、劳工保护范围的宽松与收紧。借鉴其制度经验,我国劳动立法可调整命名但不定义的保护边界法律化模式,通过厘清概念功能、找准社会原型、区分要素指征、预留开放要素,科学定义劳动关系;劳动法学理论可从意大利法的解释历程中总结从属性解释方案的历史性,纠偏当前理论继受的平面视角,通过对从属基础的深层追问,推动我国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的创新发展。

意大利法中违约解除效果实证考察

意大利法中明确肯定了溯及力原则,但无论立法本身还是理论和实践都已淡化了溯及力概念的本意,以求在保护债权人的同时,更好地平衡合同相关方的利益。实证考察印证了解除"直接效果说"的不合理之处,也说明了有无溯及效力和物权变动模式无必然联系。中国法应该从"折衷说"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完善具体的返还制度。

卷首语

经过半年时间的组稿,《人大法律评论》(2018年第3辑)(以下简称《评论》)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在本辑的组稿、编印、出版的过程中,收到了广大学人的踊跃投稿,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轶院长、指导老师张志铭教授以及外审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法学院诸多师长及历届编辑的不断激励。

绿色原则视阈下农村土地改良责任研究——兼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

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罗马法上土地改良责任源起三、域(境)外法中土地改良责任及其新内涵:以《意大利民法典》为中心四、我国土地改良责任规范评析五、未来土地改良责任规范解释六、结语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我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实施,土地经营权流转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