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定监护行为效力三层次论

传统民法理论中法律行为成立、有效与生效要件的混淆以及法律实务中意定监护制度作为新兴制度未存在相关详细配套法律规范对其规制综合导致对被监护人存在潜在风险。传统法律行为效力二层次理论下,作为附条件生效的法律行为,意定监护协议在签订后至生效期间意定监护协议存在无法确定其法律效力、对意定监护协议双方无法产生法律约束力以及随意解除却无法追究相关违约责任的现实困境。以法律行为效力三层次理论对意定监护行为各层次效力进行分化,有助于明确意定监护协议在成立并不违反有效要件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对意定监护协议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以保护协议人所具有的期待权,同时设立相关履行与解除责任以防范意定监护成为欺诈的工具。

意定监护制度的实践探索与完善对策研究——基于北京、上海经验的调研分析

意定监护是我国《民法典》确立的一项新制度,目前该制度的内容还比较粗略,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应承担的责任不具体、监护人职责不明晰,监护人的权益保护机制匮乏、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机械化,造成适用主体范围受限、监护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方式滞后、被监护人群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特殊人群的需求未能得到兼顾等新问题与新挑战。通过梳理与总结北京、上海等地区的有益探索,可以总结出一些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针对实践需求与发展趋势,我们应着眼于制度的有效实施,坚持问题导向,适时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地方立法,继续细化意定监护配套规则,不断优化意定监护实施的配套机制,积极培育社会公共监护组织等,逐步化解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难点与问题,形成一整套意定监护法律制度与配套机制,使意定监护制度成为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与长寿的时代发展要求,有效服务于人口多元化、个性化养老新需求的先进制度。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的完善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但这一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尚未建立起配套的监督制度,实践中意定监护权滥用现象的频发、自治与干预的失衡以及成年意定监护本身的特殊性,都呼唤着监督制度的完善。当前,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存在的可操作性差、监督模式不明、事前和事中监督不足等问题,借鉴域外国家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的有益经验,结合国情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以最佳利益保护原则和最小程度干预原则为指导,确立公力监督与私力监督相结合的双重监督模式,加强对成年意定监护协议的公证监督,细化监督主体的选任规则和职责,以完善我国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

论我国的意定监护制度

意定监护对于被监护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立法进程来看,我国的意定监护制度首次出现是在2012年 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2017年《民法总则》颁布的时候,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如今被规定在《民法典》 的总则编中,但是意定监护的法条数量较少,还存在不少立法空白,如该制度的基本原则还不是很完备、保护措施也比 较单一以及缺少监督环节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的做法,使得制度能够良好健康地运行。

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背后的家庭与个人:法律与文化之间

我国的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立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然而,其实际运行效果与立法初衷、社会期待仍有较大差距。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立足个人权利的制度方案与中国传统“家”文化之间的内在冲突。欲完善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需要深入解析中国的家文化,重新定位家事法律关系。在监护协议、监护监督等核心问题上,应以区分“有家庭成员意定监护”与“无家庭成员意定监护”为基础设计相应法律规范,从而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这一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之中。

成年精神障碍者意定监护的国内实践及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构建了我国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将意定监护适用范围规制为所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成年精神障碍者如能通过意定监护协议,跨越时空选定自己失能时的监护人,无疑是赋能和积极的。从国内精神障碍者意定监护司法案件切入,分析意定监护制度适用于精神障碍的本土逻辑与突破,反思其中凸显的问题,认为成年精神障碍者意定监护制度在主体资格、订立与启动、权利义务、退出机制等方面,都需予以规范性、解释性、限制性的细化规定。

民法典中意定监护制度对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影响及其完善策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引入的意定监护制度充分考虑到被监护人的实际需求和个体差异,拓宽了监护人的选择范围,标志着我国监护制度在法律层面的进一步开放。同时,对我国传统家庭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引发了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亲属关系的重新审视、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信息不对称和引发争议等难题。为此,建议从加强宣传教育、制定详细实施办法和建立有效争议解决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以促进意定监护制度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意定代理人单方背信的规范路径

意定代理人单方背信的代理行为系有权代理,属于代理权滥用。通说对单方背信代理行为效力采“无权代理说”,忽视了代理人单方背信事实的隐蔽性,效力待定模式与实际利益状态存在罅隙。为纠正被代理人与相对人的利益失衡,应当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51条显失公平制度,以可撤销模式填补第164条第1款之法律漏洞。意定代理人单方背信的代理行为原则上有效,由被代理人承担交易风险。被代理人否定单方背信代理之拘束力,则应证明因代理人背信受有不合理损害、相对人明知或背信具有客观显见性、代理人背信之故意,并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

论老龄化背景下信托与意定监护的协同应用

在财产管理方面,意定监护制度存在权责范围模糊、监护人财产管理能力有限的缺陷。在老龄化背景下,信托与意定监护的协同应用能够弥补这种不足,实现财务专业规划和风险有效隔离。信托与意定监护的协同应用具有可行性,两大制度在内在设计上具有重合性。同时,有限监护理念予以理论支撑,信托行业的相关尝试提供实践经验。信托与意定监护的协同应用需要加强规则供给,着手构建公共受托人制度,扩大信托监察人的适用情形,并且适度限制监护人终止信托的权利。对于协同应用路径下信托方式的选择,应以生前信托为基础,以自益信托为指向。

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路径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世界老龄化问题不断加深,不但发达国家需要面临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也渐渐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深入分析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改进和完善意定监护制度已经成为时代之需。持续推动我国意定监护制度越来越走向健全,才能更好地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出我国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追求。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研究

目前,中国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未富先老、未老先病,已成为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特征。针对这种情况,民法典规定的新的“意定监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意定监护制度作为对基本监护制度的补充,规定了一个由完全有能力的成年人组成的特殊主体,通过监督和保护,给那些正处于或害怕或即将处于弱势、失能的人以充分的自我决定权。

《民法典》视域下意定监护启动条件研究

意定监护制度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重要法律举措,在实践中已成为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安排晚年生活的制度选择。意定监护启动作为意定监护制度关键环节,《民法典》第33条规定以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启动条件,但实务中该启动条件判断标准不一,也与意定监护制度理念相悖,修改启动条件成为必然趋势。文章探究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关系,探讨监督对意定监护启动的重要性,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以意思能力丧失取代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作为新的判断标准,同时增加确定意定监督人作为意定监护启动条件。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意定监护功能异化之矫正

我国民法将监护作为补足自然人行为能力之手段,导致监护被行为能力侵蚀和遮蔽,于功能上由关爱走向限制。法律剥夺被监护人进行民事行为的自我决定权,致使被监护人不得不托庇于监护人。《民法典》引入意定监护,本为克服法律整齐划一规定之不足。但由于与行为能力挂钩,意定监护困顿于监护人选择的狭窄视角,极大地减损了功能矫正力度。解开意定监护功能异化之结,需要找寻在不违背基本法理情况下将意定监护与行为能力脱钩的办法。通过目的解释,经由解释论路径重构行为能力与监护关系,使意定监护回归本人利益保护这一立法目的,系可行的路径。对《民法典》第28条和第33条作目的性限缩,将其限于自然人行为能力欠缺情况下监护的适用;而将行为能力非欠缺时的监护,视为一个立法未予规定之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运用民事法理和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进行调整,系可行的方式。

意定监护助推特殊需要信托服务落地的实践探索

随着我国意定监护和信托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在实践中将意定监护制度嵌入特殊需要信托服务设计,发挥意定监护与信托服务法律关系同源、功能互补的特点,可以使监护人与财产管理人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实现特殊需要人群“放心安老与托孤”的诉求,探索出特殊需要信托服务本土化的落地路径。调研发现,通过意定监护促进特殊需要信托服务的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实施细则指引不明晰、社会监护组织尚在探索、意定监护监督制度不完善、监护人风险责任不清晰、特殊需要信托服务配套欠缺以及宣传推广不足等。因此,在实务中发挥意定监护作用,有效促进特殊需要信托服务,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意定监护内涵、建立社会监护组织、完善监督监察机制、配套监护人责任保险、开展社区信托试点、多部门联动宣传推广以及营造特殊人群发展环境等,才能满足特殊需要人群终身照顾和家庭财产安全监护的诉求,从而提供普惠型、全周期的信托解决方案。

意定监护法律制度简析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客观趋势,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满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需求,意定监护制度成为现代监护制度的发展趋势之一。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出现较晚,现有法律规范相对粗疏,存在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效力优先性、适格主体的认定、意定监护开始时间认定以及意定监护监督制度缺位等制度困境。应当从基本国情和社会现状出发,明确意定监护优先适用的效力,明确人民法院在主体资格认定中的决定性作用,设立多元的启动条件以及建立配套完善的监督机制,通过完善意定监护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

论我国意定监护监督机制的实施进路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成年意定监护制度中,意定监护监督机制存在缺失。通过比较典型国家的意定监护监督机制可以发现,由公证机构介入意定监护监督的“双轨监督”有助于实现公力监督和私力监督的平衡。在我国法语境下,这一路径已经具备了规范基础与实践基础。未来,我国应以司法解释或特别法的形式,倡导以公证的方式设立意定监护并由公证机构作为意定监护监督人。公证机构在意定监护的设立(事前)、意定监护职责的履行(事中)和意定监护的救济(事后)三个方面,分别履行意定监护协议审查、监督私力监督人和监护人、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和参与意定监护纠纷调解等职责,从而构建起我国以公证机构为核心的意定监护全程监督方案。

意定监护制度运行困境与应对——以老年人权益保障为视角

意定监护制度作为我国民法新增的监护制度,最早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老年人的权益,现将范围扩大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后,相关适用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本文主要是以老年人权益保障为视角,对意定监护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协议主体、协议内容、协议生效及制度监督四个方面的困境进行分析,同时对相关应对措施进行构想,以期帮助意定监护制度的运行顺畅。

论意定监护协议准用委托合同——以约束意定监护人为中心

因立法供给不足,意定监护制度缺乏对意定监护人的制约机制,意定监护协议可准用委托合同规则填补该漏洞。准用委托合同是约束意定监护人的关键,借此既可准用委托合同规则使其受到要式等要件的限制,亦可利用法理明确其作为受托人应承担的职责与义务。意定监护协议对意定监护人权限限制约定的效力宜被肯认,当特别委托与概括委托存疑时,应推定为概括委托。被监护人实质上难以行使任意解除权,意定监护人只有在具备合理理由时方得解除协议,协议外第三人亦可撤销协议。意定监护人受到委托合同中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的约束,具有指示服从、亲自处理、报告与移交等职责,并承担注意、保密、告知、继续处理等义务。

意定监护制度法律研究

意定监护制度最早形成于《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主要适用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随后,意定监护的主体范围扩大,其主体从老年人扩大至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即成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后,可以通过与他人达成书面合意签订意定监护协议,维护自身权益。本研究认为,除了成年人达成合意的意定监护外,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的遗嘱指定监护亦属于意定监护范畴。意定监护制度的受托人可以是委托人的近亲属、其他个人和组织,这里的“组织”不仅囊括了公益性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观念的解放,营业性组织也可成为意定监护制度的受托人。此外,目前意定监护协议以签订书面协议为形式要件,为了保障当事人利益,未来在立法中应当加强监管,因此,将公证作为法定形式要件必不可少。

意定监护制度实施中的困境与破解

《民法总则》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通过协商书面确定自己的监护人,但对于意定监护协议的主体范围、具体形式、生效节点、可否任意解除等问题缺乏细化规定,势必在实务运行中引发系列困惑。从意定监护协议的规范意旨出发,"组织"作为监护人不应局限于《民法总则》第24条所列举的非营利性组织,还应包括营利性组织,但对于从事监护业务的营利性组织应设定严格准入条件并限制其经营范围,同时政府要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职责。意定监护协议仅要求采取书面形式不足以防范纠纷,当下中国应辅以公证机关进行公证较为妥当。意定监护协议在被监护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生效,被监护人是否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应综合采用实质性损害和功能性损害标准,同时区分医学鉴定要件和法律要件。意定监护协议在生效以前双方都可以解除监护协议,但在其生效以后则不得任意行使解除权。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中,可以转委托,除非转委托行为将严重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或者被监护人的近亲属提出了合理的反对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