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的耕地流转意愿价格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流转价格是实现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因素,农户作为耕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充分了解农户对耕地流转意愿价格,对促进经营权流转和保障农户流转收益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江西省587份调查数据,探讨农户的耕地转出意愿价格与转入意愿价格,并运用Oprobit模型分析农户转出意愿价格和转入意愿价格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流转双方的流转意愿价格都不高,但转出意愿价格要高于转入意愿价格,平均值分别为9 808.05、7 488.45元/hm^2;(2)非农化程度、家庭总人口、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田块规模对流转双方的意愿价格具有相同的显著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与田块规模呈正相关,非农化程度、家庭总人口、家庭总收入、人均耕地面积之间呈负相关,另外,文化程度、离县城的距离对转入意愿价格具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表现为正影响,离县城的距离表现为负影响。

农户分化对政府回购剩余灌溉用水意愿价格影响研究——基于河北地下水灌区农户调研数据

农业生产中的用水量很大,建立政府回购制度是鼓励农业灌溉节约用水的一种重要激励手段。本文基于河北农户调研数据,采用条件价值评估双边界方法估计了农户对政府回购意愿价格均值为0.361元/m^(2),并进一步研究了农户分化程度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水平分化程度还是垂直分化程度均对政府回购意愿价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个体特征中,文化程度、经营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则呈正向影响;农户对水资源短缺状况认知、未来水资源稀缺预期和灌溉保障感受均对政府回购意愿价格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本文研究结果,建议未来通过推进政府回购灌溉剩余用水的方式促进农户节水尤其需要关注农户主观意愿及其背后的个体分化差异因素。

消费者意愿价格不同时价格管制的额外福利损失——基于资源随机分配条件下的分析与总结

从消费者意愿价格相同时价格管制的传统经济学经典模型入手,选取了国内外有关价格管制近期研究的一个方面,针对在商品资源随机分配条件下,即当不存在寻租行为时,由于消费者意愿价格不同而造成的价格管制的额外福利损失进行图释分析与总结。

种粮目的对农地流转中农户意愿价格差异的影响

在农地流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受偿价格(WTA)和农地转入意愿支付价格(WTP)存在差异是普遍现象。意愿价格作为度量农户对农地估值的主要方式,种粮目的差异导致农户对农地估值产生差异,进而通过意愿价格影响农地流转行为。本文将种粮目的划分为满足口粮型、维持就业型和追求利润型,在此基础上,利用5省447户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了种粮目的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价格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农地流转偏好稳定和具有农地流转意愿的两种情形中,对于WTA,三种类型农户的WTA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只有追求利润型农户的WTA显著高于满足口粮型;对于WTP,农户的WTP随着满足口粮、维持就业和追求利润三类种粮目的依次递增。(2)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只增强了农户对农地的依赖,WTA显著变大而WTP没有显著变化,而拥有大型农机的农户其对农地依赖的同时也提高了农地转入意愿,WTA和WTP都显著变大。(3)户主年龄越大,农地转出意愿越强,WTA和WTP都显著变小;家庭承包地面积越大,农地转入意愿越强,WTP显著变大。未来,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有赖于农户种粮目的的转变。在农地流转需求方面,政策上对种植大户的扶持以及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可以增加追求利润型农户,可能会加速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在农地流转供给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迁移可以为农地市场形成提供条件,政策上需要构建更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融合的劳动力市场。

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愿价格:一个供求均衡——陕西省三县(区)721户农户调查

本文以供求均衡原理为指导,立足农户意愿,依据陕西省三县(区)72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构建了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愿需求曲线和意愿供给曲线估计方程式,进而推算出农地承包经营权均衡转让意愿价格为33855.09元/亩,并结合收益还原法,估算出农地理论流转价格是实际流转价格的8.2倍,表明现行的土地流转价格严重偏离了农户的意愿。

农村土地流转中意愿价格问题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我国土地流转中有大量交易无法达成的原因在于转出者的意愿价格高于转入者的意愿价格,而意愿价格差异则是由于土地流转给两者带来的效用不同。这些效用反映为影响转出、转入意愿价格的多个因素。引起转出意愿价格高的原因是较高的土地质量、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比例低、非粮化、较好的基础设施和便利的交通条件等,引起转入意愿价格较高的因素是较高的土地质量、非粮化、较好的基础设施等。政府要想促进土地流转需要用补贴的方式弥补转出户和转入户意愿价格之间的落差,同时做好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土地质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等工作。

基于CVM价值评估的宅基地意愿价格研究——以浙江为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攻坚时期,宅基地管理混乱、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户权益受到损害等问题日益突出。文章从农村宅基地问题出发,发现宅基地征收中的得失与利弊,通过对农户宅基地意愿价格的评估,为宅基地征收补偿标准提供参考,提高农户收益,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建设。

消费者对畜产食品质量安全的意愿支付价格研究

本研究利用意愿调查评估法对北京市消费者进行调研。研究表明,尽管价格是影响消费者选择安全食品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消费者对安全因素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对价格因素的关注程度,消费者愿意为质量安全畜产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目前无公害猪肉的价格对生产者来说还不足以形成生产激励,抑制了其生产和供给。

校园纪念品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分析

校园纪念品作为校园文化的产物,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高校在读学生规模扩大,对校园纪念品的需求量巨大。采用ologit模型,从性别、年龄、户籍、学历等方面对消费者愿意支付校园纪念品的价格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是影响校园纪念品消费的重要因素,也影响着消费者对于校园纪念品的支付意愿。就促进校园纪念品市场消费提出针对性建议。

畜产食品质量安全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调查分析

本研究利用意愿调查评估法对北京市消费者进行调研。研究表明,消费者愿意为质量安全畜产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无公害猪肉的价格仍有上升空间,目前无公害猪肉的价格对生产者来说还不足以产生生产激励,抑制了无公害猪肉的生产和供给。

市场发育会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吗

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被认为是阻碍农地租赁交易顺利达成的重要原因。为揭示市场失灵抑制农地流转的内在机理,本文通过构建农地供需模型反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的影响,并利用中国5省14个样本村563户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存在内在关联。在农地市场失灵状态下,高昂的农地交易成本、低水平的农地市场流转价格以及农户对农地的依赖均是导致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能够有效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提高农地市场化流转带来的收益,降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从而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价格差异,最终推动农地流转。异质性分析发现,现阶段在农户群体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满足口粮型”农户比“追求收入型”农户更容易受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将会显著缩小“满足口粮型”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

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的实证分析——基于福建省16个县1436户入户调查数据

本文以福建省16个县1436户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数据,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福建省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计量结果表明,影响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显著因素按贡献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征地后用途类型、征地前农地用途、失地面积比例、对今后生活的顾虑、征地前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征地区位、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同时,本文还从不同角度对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户,对今后生活和社会保障问题考虑较少,更注重的是征地用途带来的价值差异,征地用途带来的地价越高,农户的意愿受偿价格就越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对农业依赖程度高的农户,对今后的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考虑较多。

城市发展与住房意愿支付价格

以城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平和反映城市生活质量的各类宜居性指标建立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城市发展与住房需求关系的模型,并以此估计了城市住房意愿支付价格。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平和以各类宜居性指标反映的城市生活质量可以解释70%左右住房价格的城市间差异。虽然城市劳动收入对住房意愿支付价格的影响仍然很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主要城市的生活质量对住房意愿支付价格增长的贡献有逐步增大的趋势。

农药残留对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的影响——以西红柿为例

本文利用长沙市实地调查数据估计西红柿农药残留信息对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者提供的经权威机构检测的农药残留信息对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的影响极其有限,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一旦掌握准确的食品安全信息,消费者愿意为带有质量安全标签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准确可靠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

质量风险认知和零售价格差异分析——以农产品为例

通过在南宁、武汉等地的实地调查,本文研究了消费者质量风险认知和信息不对称对超市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分析了不同零售终端的价格差异,以及消费者购买超市农产品意愿支付价格的构成情况。

Will Contextual Factors and Providing the Maximum Price Information Affect People's Actual Willingness-to-pay in BDM Auctions? Evidence from Three Asian Count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maximum price information and contextual factors on people＇s bidding behaviors in a controlled Becker-DeGroot-Marschak （BDM） experimental auctions. 354 respondents from three Asian countries （China, Cambodia and the Philippin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In each country, both households with piped water connection and households without piped water connecti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sample in each country was then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groups： one group was provided with a maximum price of a water filter and the other group was not provided with the maximum price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eatment group with maximum price information had a higher actual willingness-to-pay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maximum price information, but they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Our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contextu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did play a role in participants＇ bid results for the water 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