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了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特征变量、居住地区变量、意愿生育数量、传统偏男生育观念(即"生育目的")变量和政策性变量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

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性别角色态度越现代,意愿生育数量越少,反之则意愿生育数量越多;和男性相比,性别角色态度对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更大。由于中国城镇育龄女性性别角色态度更趋向于现代,这可能不利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为了推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国家需要落实各方面配套政策,促使整个社会集体分担育儿责任。

从被动追随到主动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妇女意愿生育性别偏好变迁及其原因

妇女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变迁不仅反映和隐匿着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也彰显着妇女主体意识崛起和增强的实时图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妇女经历了从"强烈的男孩偏好"到"男女均好"的偏男生育意愿逐渐弱化的变迁历程。偏男生育意愿的弱化是乡村多元治理中"她力量"的崛起和妇女主体意识增强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农村妇女在意愿生育性别偏好上从被动追随到主动选择的过程。同时,农村社会加速转型带来了社会的异质性和流动性,使得偏男意愿生育的"经济收益"、"社会评价效用"、"养老送终"的实用价值不断被削弱,为妇女偏男生育意愿的弱化提供了助力。

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及月均收入水平对其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社会因素如城乡、所在省份亦对意愿生育数有影响;但家庭因素,被调查者有无兄弟姐妹对其意愿生育数影响的统计学意义不显著。

中国低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

以历次全国性有关生育率的各项调查数据为基础,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和低生育动态模式。依据近几年全国性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计算了在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率。在有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均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在一定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可以保持稳定。使用官方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与计算的育龄妇女的总和意愿生育率数据绘制了低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图。在低生育时代下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差距的现象与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相一致的。

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的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生育目的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育龄妇女生育经历与其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关系分析

文章从妇女自身意愿,也就是妇女对子女需求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初婚年龄、户口、工作、居住地和所属地区、生育经历等对妇女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影响,特别是考察了妇女自身的生育经历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将年龄与生育经历的交互作用考虑进去。生育经历作为一个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变量,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妇女的生育意愿选择。

高校女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研究——基于福州市高校的调查

通过对福州市高校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高校女研究生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好,低龄组、研二、文史类专业、独生子女、未婚群体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相对较低,来自城市的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比较正常,不存在性别偏好,而研三的和独生子女女研究生存在较强的女孩偏好。

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代际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湘西怀化城乡居民为例

本文重点分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不同代际的意愿生育数量,并运用描述性分析、频数分析、相关性分析对影响生育意愿数量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代际居民对意愿生育数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代际居民基本上都倾向于生两个孩子。研究表明:处在市场经济欠发达、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薄弱、资金管理技术严重缺乏、人口外流现象频繁、内向型发展经济背景下,不同代际城乡居民的文化程度、户口性质、从事职业、收入水平、社会保险对意愿生育数量无显著性差异。笔者认为这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地域文化息息相关。

现实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异研究——基于河南省城乡居民的调查数据

借助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和在河南省5个代表性地市开展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调查,对城乡居民现实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现实生育水平已低于更替水平;城市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情况更为常见,孩子成本的约束是导致未实现的生育的主要原因,而县城和农村绝大多数居民实现了两个子女的理想;城市妇女生育模式已具备现代型特征,县城和农村生育模式正由传统型走向现代型。严格的生育政策逐渐淡出,逐步放开二孩生育限制,将是适应人口发展形势的战略之举。

教育对生育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及机制分析

教育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影响生育的因素,但相关文献往往忽视了对男性教育与生育关系的研究,而男性在生育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两性间教育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是否存在区别?利用CGSS 2015、2017、2018与2021年数据,使用O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探索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教育显著负向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且对女性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程度大于男性。边际效应分析表明,在每个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男性样本中教育的边际效应均比女性样本中低,其中,教育在愿意生育两个孩子处的边际效应在两性间差异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教育回报、性别观念与养儿防老观念是教育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农业户口组,低、中家庭收入水平组与低、中社会阶层认同组,教育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大于男性,在城镇户口组、高家庭收入水平组与高社会阶层认同组,这种性别差异则不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探讨其对现实的启示意义,并就两性间教育与生育意愿关系的差异提出了针对性意见。

生育意愿存在同群效应吗?——来自中国社区的经验证据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研究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研究对生育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假设个体为一个“独立”的决策者,并未充分考虑周围群体的行为决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而在“心理效应”以及“学习效应”的作用下,个体的生育意愿也可能会受到他人行为决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同群效应。本文基于研究假说,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对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社区平均生育水平会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个体的生育意愿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同群效应。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缩减样本范围以及更换模型的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重新估计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及显著性与基础模型基本一致,表明实证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在城乡归属、年龄阶段以及婚姻状态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从城乡差异来看,由于乡村地区的社区居住形式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使同群效应对乡村个体的生育意愿所带来的边际影响要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其次,从年龄差异来看,受到性格特点以及所处人生阶段不同等方面的影响,年轻个体的生育意愿所表现出的同群效应要弱于年龄较大的个体;再次,从婚姻状态的差异来看,由于在婚个体考虑生育的可能性更高并且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关于生育决策的社会舆论压力,因此其生育意愿所表现出来的同群效应也要明显强于未婚等其他婚姻状态的个体;最后,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的认知水平以及对信息获取渠道的倾向会对其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产生明显的调节效应,即当个体的认知水平较高或者个体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时,其生育意愿所表现出的同群效应会相对减弱。为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社区可以尝试建立社区内部的生育信息交流平台,同时政府也应建立关于生育的舆情追踪监测机制,及时把握和干预社会中有关婚育的舆情动态,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对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

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PSM)等方法实证分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支持条件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平均只有14.1%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而低学历育龄人群有18.4%愿意生育三孩。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与已育二孩的性别结构有关。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儿一女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分别为12.3%、16.0%和13.9%。家庭收入水平对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收入对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边际影响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大,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以下和36万元以上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较小。相对于没有托育服务的高学历育龄人群而言,政府而非市场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显著增强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政策启示在于:一是提高中国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不能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高学历育龄人群,尤其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二是提高已育两个孩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重点关注已育两个女儿且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是降低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进一步完善高学历育龄人群的生育休假政策和生育三孩家庭的收入补贴政策,优化高学历人群的延迟退休政策,消除高学历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仍然是激励高学历人群生育三孩的重要举措;四是政府主动承担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为育龄人群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三孩生育激励效应。

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

我国正面临着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以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是当前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议题。基于生育风险防范的视角,借助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的增加能够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位于生育保险高领取比例地区、低人口规模地区以及年龄在20~35岁范围内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水平,借助转移支付政策优化生育补贴机制,完善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构建兼具综合性与动态化的政府生育支持体系,以提升居民生育意愿,应对生育风险,推动我国人口健康均衡发展。

社会公平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21的实证分析

运用CSS2021相关数据,从社会公平感角度,通过基准回归分析、调节作用分析和异质性分析发现:总体社会公平感及权利公平感、机会公平感、规则公平感三个子维度均对理想子女数产生显著影响;对子女性别偏好产生显著影响的只有总体社会公平感与规则公平感。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中,权利和规则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性别偏好的影响中,权利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和规则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的影响存在性别和户籍上的差异性。

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属于夫妻共同决策,探究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引致的生育意愿变动及其内在机理,可能为中国低生育率的破解提供新视角。基于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夫妻就业分化会降低其生育意愿,与务农型夫妻相比,兼业型夫妻和非农型夫妻的平均生育意愿分别减少0.037个和0.054个。使用CMP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就业分化对35岁以下、村庄宗族氛围不浓厚的农村夫妻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抚育能力削弱和传统生育观念弱化是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对其生育二孩和生育三孩的行为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包容性生育政策改革需着重关注农村夫妻的抚育成本和时间顾虑,并通过营造新型生育文化,以激发农村夫妻的生育动力和情感需求。

家庭贷款对在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低,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析家庭贷款对在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及生育观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在婚育龄女性平均家庭贷款金额为6.11万元,其中住房贷款占比超过80%,其他贷款占比较小;在婚育龄女性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93,其中有房贷的生育意愿为1.84,有其他贷款的生育意愿为1.97。通过使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贷款对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住房贷款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无住房贷款相比,有住房贷款的在婚育龄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下降了19.3%。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不仅验证了基本回归的可靠性,还验证了住房贷款金额越大,在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越低。住房贷款影响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因为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住房贷款对生育支出具有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贷款对非农业户籍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大,除房贷外的其他贷款对农业户籍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造成这种异质性的原因是非农业户籍住房贷款金额较高,对生育支出的挤出效应更大;而农业户籍的其他贷款金额较小,有助于提高家庭当期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对生育支出有一定的支持效应。生育观在住房贷款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中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住房贷款通过影响在婚育龄女性生育观进而降低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中介效应占比14.03%。这是因为住房贷款能帮助年轻人建立核心小家庭,阻隔长辈传统生育观的代际传递,接受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观。为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建议全社会加强生育支持,降低生育成本;满足育儿需求,缓解女性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拓宽女性就业渠道,助力增收创收;降低房贷压力,强化住房保障支持;增加农村小额贷款供给,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

青年生育意愿减弱是造成当前“超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原因,而青年生育意愿的形成深受父母个人特征的影响。基于此,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青年的生育意愿越低;照料支持和“传宗接代”观念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经济帮助并非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产生代际影响的有效方式;相比于男性,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当前父母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加强公共托幼服务,提供隔代照料津贴,培育积极生育观念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障是提升青年生育意愿的有效政策措施。

房价水平与生育意愿:来自家庭杠杆率非对称效应的证据?

近年来房价下降使得许多高杠杆率家庭的债务风险凸显,其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易被忽视的问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房价水平的家庭杠杆率非对称效应视角研究其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房价对居民生育意愿的财富效应不存在,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净效应为负,表现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杠杆率是房价水平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存在高房价“债务弹性”与低房价“债务黏性”的非对称效应。房价水平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在低收入、住房条件差等弱势群体中表现得更显著,成本压力效应更明显。

急诊科护士生育意愿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急诊科护士的生育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国内3个直辖市和9个省58所医院共937名急诊科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设的急诊科护士生育意愿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分析影响因素。结果急诊科护士生育意愿总体偏低(42.05%),月收入、婚姻状况、生育情况、工作强度、排班方式、理想子女数是急诊科护士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急诊科护士的生育意愿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护理管理者可针对低收入、已婚急诊护士进行个体化管理,应以需求为导向,采用合理的排班策略,动态调整急诊科人力资源,平衡工作强度并定期对急诊科护士行专业心理疏导,助力国家生育政策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