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补奖政策下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以新疆昭苏县为例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是今后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与主攻方向。在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基于新疆昭苏县277个牧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ISM模型探索影响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显著性因素及其层次结构。结果表明:57%的样本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性别、受教育程度、草场规模、牧业收入、草原补奖政策认知、经济效益认知、技术可获得性、补贴发放及时度及牧业生态基础设施等因素对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剖析影响因素间层级结构后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草场规模和补贴发放及时度是深层根源因素,牧业收入、技术可获得性是中层间接因素,而草原补奖政策认知、经济效益认知及牧业生态基础设施是表层直接因素。据此提出加强政策宣传与扶持力度;增强牧户绿色生产意识,激发牧户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强化绿色科技支撑,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完善牧业配套设施,改善外源约束性条件等建议,以期促使牧户绿色生产意愿转换为实际行为,实现绿色兴牧、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基于山西省欠发达县5307份农户样本

基于山西省58个欠发达县5 307份实地调研数据,采用Logistic-ISM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结果表明,山西省欠发达县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悖离现象较普遍,已经成为该区域土地流转进程中较明显的障碍因素,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存在较普遍的悖离现象,在有土地流转意愿的2 742户农户中,1 892户农户(69.00%)并没有发生土地流转行为;在没有土地流转意愿的2 565户农户中,1 163户农户(445.34%)发生了土地流转行为;农户年龄、无非农就业能力、流转收益低、难找交易对象、担心失去保障和担心毁约对悖离现象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农户健康状况、农户受教育程度、总人口、非农收入占比、最大块耕地面积和最小块耕地面积对悖离现象产生负向的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悖离因子进行深层次分析,形成“一路径,两驱动”的层次结构;以提高农户非农就业能力为突破口,重点解决农户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对土地流转的限制影响,立足调控思路,结合因素作用路径,提出适应化的调控举措。

农村居民网络购买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基于江西省调研数据

文章基于江西省806份调研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ISM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网购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并探究了各变量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高达21.59%的居民未将意愿转化为行为,农村居民网购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明显悖离;传统消费模式偏好和最近快递点距离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网购意愿与行为悖离,示范效应、社会网络、网购操作熟悉度以及感知易用性负向影响悖离。农村居民网购意愿与行为悖离存在三种作用路径,其中,年龄、亲朋好友网络、邻里网络、最近快递点距离和受教育程度是深层根传统消费方式偏好、感知易用性和网购操作熟悉度等表层直接因素,最终影响农村居民网购意愿与行为悖离。

稻农参与水稻生产托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研究

基于针对湖北省江汉平原稻农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稻农参与水稻生产托管意愿和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借助解释结构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以促使更多农户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就稻农参与水稻生产托管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而言,稻农的感知费用水平、家庭务农人数、稻田块数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稻农的感知经济利益、水稻种植规模、托管服务质量、服务信息获取便捷程度、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就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而言,稻田块数、水稻种植规模、家庭务农人数是根源因素,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托管服务质量、服务信息获取便捷程度是间接因素,感知费用水平和感知经济利益是直接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稻农对生产托管服务的感知经济利益,降低其感知费用水平;对不同环节托管服务实施不同补贴标准,促进稻农购买薄弱、关键环节托管服务;建立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信息平台、制定服务水平标准要求,营造良好的托管服务环境等建议。

制度安排对河湖治理中农民参与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研究

基于陕西、宁夏两省680份农民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制度安排对农民参与意愿和行为悖离的影响及机制,并比较不同村庄规模、农民年龄和性别的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制度安排能够显著抑制农民参与意愿与行为悖离,且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效果大于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影响净效应为13.4%,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净效应为25.4%;制度安排对特大型村和中小型村的村民作用效果更显著,相较于其他年龄段,制度安排对49岁以下的农民影响效应更为显著,且男性较女性更易于参与意愿向行为的转化。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制度安排能够抑制农民参与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深层原因在于激发农民的能力感知、提高参与预期。据此,建议推进环境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多元化机制,强化非正式制度,充分发挥制度安排在农民参与行为转变过程中的内在驱动作用。

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发生机制研究——基于湘、赣、桂、皖、豫五省(区)854户农户的调查

推进绿肥种植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业发展质量的有效措施。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当前农户在绿肥种植方面存在着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现实困境,不利于国家绿肥政策目标的实现。文章利用湘、赣、桂、皖、豫五省(区)854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Logit-ISM模型,分析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机制,探讨悖离现象产生的具体过程。结果表明:农户对化肥减施价值和地力提升价值的认知、对政府生态补偿标准满意度、受访者的健康状况以及经营自有地、村干部变量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兼业经营、土地细碎化变量对其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结果证实,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过程如下:路径一为村干部、受教育程度→化肥减施价值认知、地力提升价值认知→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路径二为[健康状况→兼业经营]/[自有地→兼业经营、土地细碎化]→补偿标准满意度→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原因分析

激活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是提高社会养老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然要求。基于综合计划行为理论与态度—行为—情境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通过logit-ISM模型分析了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讨了各因素间的逻辑层次关系。结果表明,我国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悖离,近30%的老年人未将需求意愿转化为实际的利用行为。感知行为控制因素,家庭、社区与社会层面的情境因素,以及老年人的偏好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悖离产生的原因;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知程度,增强家庭养老资源,增加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和发放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均可显著降低悖离发生的概率,而老年人对传统养老模式偏好的淡化则可显著提高悖离发生的概率。其中,收入、家庭养老资源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是影响悖离的深层根源因素,通过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和健康状况等中间层间接因素,作用于居家养老服务认知度、传统养老模式偏好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等表层直接驱动因素,最终影响到意愿和行为的悖离。

所为非所想?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分析

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统一是降低农业风险对农户农业生产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利用2018年东北三省和湖北省种植大户的调查数据,从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两方面,对农户风险管理的意愿、行为及其悖离进行分析,并探究形成悖离的原因。研究发现:对于自然风险,大部分农户使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风险管理意愿不高;农户的市场风险管理行为极为少见,与之相悖的是,农户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管理意愿。结果表明,风险管理实际行为控制、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自然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对农业保险缺乏了解,以及目前农业保险存在的不足也是导致此悖离的重要原因;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获取信息渠道不足,对市场风险管理工具缺乏了解,甚至存在明显的误解与不信任也是导致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有效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的统一,应健全农业保险的推广机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的宣传,扩大“保险+期货”的试点,发挥新型主体的带动作用。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研究--基于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的调节效应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严重制约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以陕西省863个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的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及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在上述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及知觉行为控制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村庄环境和村庄制度不仅抑制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在上述影响路径中也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农村居民的年龄和家庭人口数显著正向影响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而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是否为村干部以及是否为党员显著提升其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因此,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规范,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的互补,改善村庄环境并优化村庄制度,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行为转化,实现言行合一。

农户“粮改饲”参与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基于甘肃354位农户的微观数据

饲草料供给作为种养殖业的纽带与桥梁,对种植业结构调整与畜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受多种因素制约,实施"粮改饲"过程中存在着众多导致农户参与行为与意愿不一致的现实因素。基于甘肃三县(区)共354位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对农户参与"粮改饲"过程中意愿行为悖离现象进行探析。结果发现:(1)农户认知层面,悖离的发生受农户对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认知的负向影响显著;(2)外部环境层面,优化政策补贴和加强技术指导培训对农户行为意愿发生悖离有比较显著的牵制作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对该现象发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3)农户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是导致悖离的显著因素;生产经营特征中,农户是否参加农业组织与对其行为与意愿悖离产生显著的弱化,而非农收入越高的农户意愿转换为行为较难。政策实施者应结合农户特征,从提高农户认知、改善政策外部环境着手,缓解农户"粮改饲"参与意愿行为悖离现象。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中的行为与意愿:影响因素与悖离逻辑

垃圾分类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成效取决于居民的行为选择。然而居民在垃圾分类实践中呈现出“强意愿、弱行为”的悖离特点,众多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并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基于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与悖离逻辑可发现: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主导因素有个体认知、压力感知、行为控制、资源情境与政策效能感,但二者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是个体认知、压力感知和行为控制多种因素复合驱动的结果,其中,行为控制的双重效应是“内力驱动型”与“外力驱动型”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核心要素;垃圾分类意愿虽是垃圾分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但资源情境、政策效能感调节了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导致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垃圾分类意愿悖离的根源。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内驱动力,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和调整外驱动力的干预机制,弥合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断裂。

行为意愿悖离:社会网络、从众心理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是我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农户层面的积极响应至关重要。基于海南省511户芒果种植户实地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从众心理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意愿悖离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从众心理、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意愿悖离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从众心理越强、社会网络越丰富的农户,其绿色生产行为意愿悖离的可能性就越小。社会网络在从众心理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意愿悖离的影响中起到了强化作用,即社会网络丰富度的提高,从众心理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意愿悖离的负向影响会得到加强。因此,应当强化和提高农村的社会网络建设,搭建农户间相互交流沟通的互助平台;积极发展标杆农户,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尽可能带动周围农户进行绿色生产;因人而异,依据农户个体的不同,实施差异化的农业绿色生产推广政策。

制度理论视角下大学生粮食节约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提升路径研究

粮食浪费问题是国家重点治理的对象,政府多年发出“节粮爱粮”的号召,但社会粮食浪费问题仍日趋严重。事实上,积极的节粮意愿不一定导致粮食节约行为的实现。相对而言,制度建设是政府遏制粮食浪费的有效切入点,基于此,论文通过探析制度理论对缩小大学生粮食节约意愿与行为差距的作用,从节粮认知、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等方面提出缩小粮食节约意愿与行为悖离的路径,以改善大学生粮食浪费现状,推进粮食节约。

多重约束下茶农绿色生产“强意愿弱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福建省安溪县实地调研数据,以茶农绿色生产为研究对象,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多重约束下茶农绿色生产“强意愿弱行为”的原因。结果表明:茶农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明显,而茶农自身的知识能力、茶产业链组织提供技术服务、市场严格监督、政府出台规制措施等因素对茶农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土地规模和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为缓解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基于2019年7—12月在甘肃省内调研的农户微观数据,立足不同土地规模下农户生计分化的视角,采用二元Logit和PSM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以及土地规模在上述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土地规模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绿色生产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土地规模负向影响农户无公害农药施用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对农户地膜处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不显著。2)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不同类型社会化服务组织均能显著抑制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3)在政府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商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路径中,土地规模因绿色生产类型不同而发挥的调节效应方向不同,在无公害农药施用环节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在地膜处理环节发挥负向调节效应。4)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够显著缓解小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其中政府社会化服务组织影响力度最强,商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次之,农村合作社最弱。因此,为了推动农户绿色生产意愿转化为行为,应进一步加快农地流转,针对不同绿色生产行为,促进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政府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强化自身统筹协调能力,商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完善绿色农产品交付检验标准,政府应重新整顿农村合作社,实现合作社内标准化管理。应建立和完善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定制适合农户绿色发展的社会化服务。

同群效应对农户地膜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的影响研究——基于生态理性的中介作用

当前农户在地膜回收方面存在着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现实困境,不利于国家整治农村白色污染、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国内外学者关于悖离现象的研究多忽视同辈群体对农户意愿与行为转化的交叉影响。本文利用甘肃省1057份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基于Prob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以同群效应为核心自变量、生态理性为中介变量,在引入工具变量处理同群效应内生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同群效应对农户地膜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同群效应对农户地膜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有负向影响,来自邻居的同群效应最强,亲戚次之,朋友最弱;(2)生态理性对农户地膜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有负向影响;(3)生态理性在同群效应影响农户地膜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4)中青年、男性、家庭劳动力丰富且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户群体更易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

环境认知、感知利益对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分类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快递包装带来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加剧,提高快递包装回收利用率是实现绿色物流与资源可持续化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1151份消费者调查数据,通过Probit模型分析环境认知(环境关心、环境态度、环境责任)、感知利益对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分类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运用层次回归将政策宣传、便利程度对环境认知、感知利益与消费者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关系的调节效应纳入分析,进而通过ISM模型探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关心、环境态度、环境责任、感知利益均对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分类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存在显著负向影响;(2)政策宣传、便利程度不仅对消费者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还在环境认知、感知利益对消费者分类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3)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网购次数对消费者分类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4)逻辑层次关系显示,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分类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表层直接原因是环境认知和感知利益,政策宣传、便利程度是中层间接因素,年龄、受教育程度、网购次数是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深层根本因素,而且深层和中层因素均要通过表层直接因素才能对消费者分类回收意愿与行为悖离产生影响。因此,提升消费者环境认知能力、完善消费者参与回收的激励政策和回收设施以及加强政策宣传,对于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分类回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基于制度约束与社会规范的视角

现实中一些农村居民具有生活垃圾分类意愿,行为却与之悖离,阻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进程。基于外部性理论,从制度约束与社会规范两个维度,构建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悖离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利用太湖流域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分析个体感知与邻里关系的中介作用,最后讨论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1)制度约束、社会规范均可以降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但制度约束的效果优于社会规范。2)从影响路径看,个体感知并未发挥中介作用,而邻里关系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异质性分析发现制度约束与社会规范对不同年龄、学历的农村居民影响不同。文中研究为优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农户融入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驱动机制分析--以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例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认知—意愿—行为”三个阶段分析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驱动机制,并引入家庭禀赋完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苏省实地调研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农户对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因素可具体显化为便利条件、难度评价、主观规范与行为态度,且认知因素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2)便利条件能够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并能够通过难度评价与行为态度间接正向影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与行为;此外,主观规范也能够通过行为态度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3)家庭禀赋特征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与行为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农业收入稳定性与农地的平均地块面积是影响农户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转化为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