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迁改造居民的“知情意”——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及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以人为核心、关注民情、尊重民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征迁改造的核心理念。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的多元理性认知对征迁改造意愿的影响,对于情绪在认知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仍缺乏解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发涵盖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3个维度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多维构念,以焦虑情绪为中介,建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政策支持意愿影响的“知-情-意”模型。通过对18个新型城镇化改造试点地区居民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发现: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支持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通过直接方式以及减弱焦虑情绪的间接方式正向影响支持意愿,且直接效应显著大于间接效应。将焦虑情绪这一重要中介因素纳入居民意愿形成的分析框架,从及时评估并缓解居民焦虑情绪、面向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征迁改造政策、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以及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避免群体性事件提供政策启示。

生鲜电商平台消费者购菜意愿多元提升路径及适配组态研究

基于南昌市519份调查数据,运用技术接受模型3和期望确认理论模型,采用fsQCA方法对生鲜电商平台消费者购菜意愿进行组态分析,探讨消费者购菜意愿适配组态的要素构成条件及提升策略。结果表明:单一条件变量均不是生鲜电商平台消费者购菜意愿的必要条件,说明变量间可能存在替代作用;存在乐趣性与顾客认可型路径、适应性与情感导向型路径、体验感与顾客评价型路径、个性化与挑战导向型路径、影响力与便利导向型路径等5条产生高购菜意愿的路径;其中,高主观规范和高满意度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于4条路径中,对生鲜电商平台消费者产生购菜意愿发挥着更普适的作用。基于此,建议整合多元路径,根据组态效应调整购菜意愿提升策略;确保产品质量,提升售后服务,重视满意度的普适性作用;建立良好口碑,发挥社交圈的积极作用,以实现平台发展的良性循环。

电商直播中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双路径模型视角

随着电商直播步入新的风口,其蕴藏的巨大商业潜力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消费者购买意愿成为影响电商直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运用双路径模型(ELM),基于中枢路径和边缘路径构建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在电商直播中产品因素与主播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质量、价格优惠性、主播吸引力和主播交互性对购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主播专业性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中枢路径下,产品质量和价格优惠性通过实用价值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在边缘路径下,主播专业性、主播吸引力和主播交互性通过享乐价值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

AIGC重构研究生学术实践: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探究研究生持续使用AIGC推行学术实践意愿的影响机制,为推动AIGC在学术领域的合理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方法/过程]整合UTAUT2模型及TTF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挖掘研究生持续使用AIGC开展学术实践意愿的关键因素。[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绩效期望、个体创新性和努力期望显著影响持续使用意愿;任务特征和技术特征显著影响任务技术匹配;任务技术匹配对持续使用意愿的直接效果没有成立,但通过影响绩效期望对其起到间接显著作用;学术道德规范在社群影响路径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对特定对象的忽视与定性分析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TPB—NAM整合模型

有效的碳普惠机制与森林碳汇产品的价值实现对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至关重要,理清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对森林碳汇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并融合生态文明思想内核,选用结构方程模型,利用515份社会公众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愿意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是理性和道德交互作用的结果,而非纯理性或纯道德驱动行为;(2)行为态度、感知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都对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感知规范对购买意愿影响最大,因此公众环境道德素养是影响其森林碳汇购买行为的最重要因素;(3)社会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因素表征变量的具体作用表现不同:感知规范中,公众个体道德规范对其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最大;行为态度中,公众森林碳汇生态、政治效益认知对购买意愿影响最大;知觉行为控制中,森林碳汇信息量、森林碳汇价格等都是影响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的因素,但影响程度差异不大。

“住有所居”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非正规产权房的视角

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在城镇安居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内容,探索影响其定居城镇的决定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住有所居的视角出发,探讨非正规的产权住房--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小产权房通过其价格低廉化和在购买后形成的事实性占有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但在现实中仍应高度警惕和重视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完整市民化和正规房地产市场健康运作带来的诸多负面挑战;第二,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锁定”效应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在法律意识淡薄和对廉价住房需求高的“初中”“收入低”“老一代”流动人口群体中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说明经济地位偏低和法律风险感知能力弱的流动人口在面对小产权房的低廉性时更容易作出“非理性”选择。这一结果预示着提供可负担的保障性住房和稳定城市住房价格,将附着在小产权房上的“廉价保障房”功能剥离开来,可能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行之有效的方式;同时,在治理和整顿存量小产权房时,要对蜗居其中的弱势流动人口群体予以充分的人文关怀,找寻保障弱势流动人口群体的住房权益与解决小产权房问题之间的平衡点和兼容性。

生育意愿存在同群效应吗?——来自中国社区的经验证据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研究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研究对生育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假设个体为一个“独立”的决策者,并未充分考虑周围群体的行为决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而在“心理效应”以及“学习效应”的作用下,个体的生育意愿也可能会受到他人行为决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同群效应。本文基于研究假说,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对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社区平均生育水平会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个体的生育意愿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同群效应。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缩减样本范围以及更换模型的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重新估计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及显著性与基础模型基本一致,表明实证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在城乡归属、年龄阶段以及婚姻状态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从城乡差异来看,由于乡村地区的社区居住形式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使同群效应对乡村个体的生育意愿所带来的边际影响要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其次,从年龄差异来看,受到性格特点以及所处人生阶段不同等方面的影响,年轻个体的生育意愿所表现出的同群效应要弱于年龄较大的个体;再次,从婚姻状态的差异来看,由于在婚个体考虑生育的可能性更高并且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关于生育决策的社会舆论压力,因此其生育意愿所表现出来的同群效应也要明显强于未婚等其他婚姻状态的个体;最后,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的认知水平以及对信息获取渠道的倾向会对其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产生明显的调节效应,即当个体的认知水平较高或者个体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时,其生育意愿所表现出的同群效应会相对减弱。为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社区可以尝试建立社区内部的生育信息交流平台,同时政府也应建立关于生育的舆情追踪监测机制,及时把握和干预社会中有关婚育的舆情动态,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对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

社会公平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21的实证分析

运用CSS2021相关数据,从社会公平感角度,通过基准回归分析、调节作用分析和异质性分析发现:总体社会公平感及权利公平感、机会公平感、规则公平感三个子维度均对理想子女数产生显著影响;对子女性别偏好产生显著影响的只有总体社会公平感与规则公平感。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中,权利和规则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性别偏好的影响中,权利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和规则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的影响存在性别和户籍上的差异性。

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PSM)等方法实证分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支持条件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平均只有14.1%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而低学历育龄人群有18.4%愿意生育三孩。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与已育二孩的性别结构有关。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儿一女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分别为12.3%、16.0%和13.9%。家庭收入水平对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收入对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边际影响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大,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以下和36万元以上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较小。相对于没有托育服务的高学历育龄人群而言,政府而非市场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显著增强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政策启示在于:一是提高中国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不能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高学历育龄人群,尤其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二是提高已育两个孩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重点关注已育两个女儿且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是降低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进一步完善高学历育龄人群的生育休假政策和生育三孩家庭的收入补贴政策,优化高学历人群的延迟退休政策,消除高学历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仍然是激励高学历人群生育三孩的重要举措;四是政府主动承担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为育龄人群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三孩生育激励效应。

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个人养老金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顶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末制度落地以来,公众参保意愿不强,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基于对全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城市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和相关影响机制,发现该制度的参与意愿与居民的年龄段、居住城市、工作状况及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紧密相关;认知水平和制度信任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影响参与意愿,而机制建设并非影响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建议个人养老金制度针对特定人群进行重点宣传,放宽提取要求,建立产品准入和退出制度并促进信息披露标准化。

互联网使用、环境治理效能感与农民参与意愿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等模型,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信息获取型和学习发展型正向显著影响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而社交娱乐型则呈现负向显著影响;环境治理自我责任感和自我能力感在信息获取型、学习发展型对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中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在持环境乐观主义的农民群体中,互联网使用对其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更明显。对此,应加强使用互联网教育与环保宣传,不断提升农民的网络应用水平和环境治理自我效能感,不断改善农民的环保治理认同感,以此有效发挥互联网使用对积极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转化作用。

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已经成为各地全域旅游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平台的持续使用一直是学术和行业界讨论的重点。文章以“游云南”平台为案例,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框架,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进行研究,并提出“因素-感知-使用”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综合分析模型,得到如下研究结果。1)在地感知、地方依恋均能够显著提高游客对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感知信任和情感依恋,进而提高满意度。其中,平台情感依恋在提高平台持续使用意愿方面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具体而言,在地感知会通过信息拓展、形象匹配之机制,地方依恋会通过情感外溢、期待满足之机制促进平台情感依恋和信任的产生,并最终提高持续使用意愿。2)功能集群、享乐体验均能够显著提高游客对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信任,进而提高游客使用满意度,最终提高持续使用意愿。功能集群通过“信息全面、减少成本”之机制,享乐体验通过“逃离惯常、精美设计”之机制影响游客对平台的积极感知。

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现状、问题及提升策略——以河南省许昌市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市场需求形势发生转变。农民工返乡创业备受社会关注,返乡创业将务工者转变为创业者,通过创业带动当地农民工就业,不仅有效缓解当地“三农”问题,还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活力和创造性。文章基于对河南省许昌市366名农民工调研数据,从对待创业的态度、创业动机、创业资本和创业环境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找出许昌市农民工创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应对策略。

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

我国正面临着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以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是当前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议题。基于生育风险防范的视角,借助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的增加能够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位于生育保险高领取比例地区、低人口规模地区以及年龄在20~35岁范围内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水平,借助转移支付政策优化生育补贴机制,完善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构建兼具综合性与动态化的政府生育支持体系,以提升居民生育意愿,应对生育风险,推动我国人口健康均衡发展。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跨文化传播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具有广泛的国际关注度,是我国文化与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宝贵契机。探索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跨文化传播意愿(IWTC)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跨文化传播效能。论文通过对2023年中国成都第十一届“世界体育舞蹈节”系列赛事的实证分析,提出并验证了一个基于城市形象感知的中介模型,证实了互动动机、沟通技能、态度及体育技能等变量可以通过城市形象感知显著影响跨文化传播意愿。最后,论文强调了大型体育赛事在推动跨文化传播方面的重要价值,并提出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的文化功能、加强对城市形象的管理和塑造、建立赛后文化互动的长效机制等实践策略,以期促进我国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持续提升。

不确定性视角下灾难防控的社会支付意愿评估研究

灾难政策设计需要权衡政策实施的成本与收益。社会支付意愿常用来评估灾难防控政策收益,其依赖于灾难损失的大小。灾难概率和规模是刻画灾难损失的两个重要变量。因此,本文基于灾难概率与规模提出了一种评估灾难防控的社会支付意愿理论框架。首先分析了灾难概率与期望规模对社会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灾难概率的增大,社会支付意愿增大,但是减少单位灾难概率的社会支付意愿是下降的。随着灾难规模的增大,社会支付意愿也增大,且减少单位灾难规模的社会支付意愿是上升的。这意味着,社会支付意愿对灾难规模更敏感,特别当灾难规模较大时,为减少灾难规模社会愿意支付更多成本。进一步,考虑到灾难规模的厚尾不确定性,研究了灾难规模不确定性对社会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灾难规模不确定性的增大,社会支付意愿也是增大的,但是减少单位灾难规模不确定性的社会支付意愿是下降的。这为灾难政策设计时如何权衡灾难概率与灾难规模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西高校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江西高校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结合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和实证分析,探讨后疫情时代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创业能力与创业态度在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削弱了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高校应结合后疫情时代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创业教育教学内容,增强学生创业意愿的对策建议。

“知识-信念-行为”健康教育模式对妇女产后非意愿妊娠预防效果

目的:探讨“知识-信念-行为”(简称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对妇女产后发生非意愿妊娠的预防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7月-2022年7月在医院住院分娩的产妇1500名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愿原则将其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750例,对照组开展医院常规产后健康宣教,观察组进行产后避孕咨询,并开展基于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的避孕宣教。于产后42d及产后3,6,12个月进行随访,了解产妇恢复同房、避孕、非意愿妊娠及人工流产情况,比较两组避孕知识掌握情况、健康行为情况(采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评估)及对产后服务的满意度。结果:除去失访病例,最终纳入观察组731人,对照组718人进行分析。健康宣教后观察组的产后避孕知识知晓情况得分及HPLP-Ⅱ总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产后42d及产后3、6个月观察组恢复同房率均低于对照组,产后避孕率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产后12月观察组的非意愿妊娠率3.3%,低于对照组的8.5%,观察组的人工流产率1.8%,低于对照组5.4%(均P<0.05);观察组对产后服务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产后开展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的避孕宣教可以提升妇女对避孕知识的掌握度,提高产后避孕率,降低产后1年内的非意愿妊娠率及人工流产率。

教育对生育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及机制分析

教育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影响生育的因素,但相关文献往往忽视了对男性教育与生育关系的研究,而男性在生育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两性间教育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是否存在区别?利用CGSS 2015、2017、2018与2021年数据,使用O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探索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教育显著负向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且对女性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程度大于男性。边际效应分析表明,在每个意愿生育子女数上,男性样本中教育的边际效应均比女性样本中低,其中,教育在愿意生育两个孩子处的边际效应在两性间差异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教育回报、性别观念与养儿防老观念是教育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农业户口组,低、中家庭收入水平组与低、中社会阶层认同组,教育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大于男性,在城镇户口组、高家庭收入水平组与高社会阶层认同组,这种性别差异则不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探讨其对现实的启示意义,并就两性间教育与生育意愿关系的差异提出了针对性意见。

专科护生联合护士团体上门照护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互联网+护理”背景下专科护生联合护士团体上门照护居家老年人的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5-6月选取湖南省5所高职高专院校1335名护生,采用自行设计的《“互联网+护理”护生联合护士团体照护意愿调查表》进行“互联网+护理”团体照护意愿调查。结果64.12%护生愿意联合护士团队上门为老年人提供居家护理服务,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年级、参与过志愿服务的经历、有与老年人共同生活的经历、有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经历、接受过“互联网+护理”相关学习、从事过临床或社区护理工作的专科护生愿意参与“互联网+护理”团体照护服务(P<0.05)。结论专科护生参与“互联网+护理”团体照护意愿较高,建议在“互联网+护理”背景下鼓励护士带领护生到老年人家中提供上门服务,同时,高校在开展校院合作的过程中应加强“互联网+护理”培训工作,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同时培养“互联网+护理”发展的后备力量,实现“互联网+护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