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与应对:网络圈群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审视

依托新型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在追求个性化网络生存的同时,又在不断建构风格与功能各异的网络社群,形成了以个体群体化和群体个性化复杂耦合为典型标志的网络圈群化现象。网络圈群化源于主动构筑和被动构筑的综合作用,正在不断构建公众网络集体生活的新样态、新图景,也在持续为各种社会交往营造新载体、新空间。网络圈群有利于全社会的关系聚合、信息交流和情感传递,给公众带来了高效、便利的交流机制,但其内蕴的封闭性、同质化、排外性等特征也暗含着诱发不良社会舆论乃至意识形态风险的潜在威胁。相关风险主要表现为因圈内意识形态倾向难以准确把控而造成的对外遮蔽风险、因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深度融入壁垒而造成的交互区隔风险、因圈内不良思想动向难以及时化解而造成隐性传播风险和因圈内观点极化进程难以有效避免而造成的同质共振风险等多种样态,亟须通过立足网络圈群生成与演化规律推进科学引导,统筹法律、制度和道德等维度综合治理作用,协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深化与信息技术发展的双向赋能等举措加以辩证施策、积极应对。

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说理及其话语权提升

意识形态说理是党围绕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的理性沟通交流活动。通过意识形态说理的方式提升话语权,有着深刻的理论、文化、历史、实践逻辑。党通过向人民讲清楚自身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增强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进而提升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说理和话语权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内蕴说理的基本要求,而说理的方式和效果又会直接影响话语权的现实效果。面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受限、传播受阻、认同受困等问题,党必须坚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做到有理可说、据实说理、有理会说、传播说理,从构建话语内容体系、植根社会实践发展、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推动信息技术赋能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

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虽然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但仍存在不少挑战,有时斗争和较量还十分尖锐。

建构与形塑:新时代乡村意识形态认同探析——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乡村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阵地,巩固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对于国家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换言之,村民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关乎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成果,关乎我国意识形态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基于我国农业大国和农民数量巨大的现实国情,探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关于新时代乡村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意蕴.

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质效的研究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质效,是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使命之一。文章阐释了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质效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同时结合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实际,提出了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质效的路径。

新时代高校党支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防控机制研究

文章在探讨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新任务、新使命、新要求的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新考验、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面临改革创新的迫切需求等方面,深入分析高校党支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高校党支部自身建设和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安全风险管理和预警机制、构建“大意识形态工作格局”等解决策略。

信息传播全过程的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分析

进入新时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与互联网融合,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也对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以深度伪造、推荐算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三类意识形态风险多发高发的技术为例,结合5W传播理论,从传播主体的身份特性、传播内容的信息构成、传播载体的形式特征、传播对象的受众特点和传播结果的成效评估五个方面对该影响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具有传播主体渗透渠道隐匿、追踪溯源困难,传播内容虚实结合、难辨真伪,传播载体多样化、监管难,传播对象遍布网络空间,传播结果具有危害性大等特点。亟须建立制度保障、加强技术对抗、强化平台管理、传播主流价值,才能准确把握信息传播各环节的风险隐患,切实提高意识形态风险处置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批判及防范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意识形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当前,我们面临着“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从表面上看,“非意识形态化”讲求价值中立,去政治化、非政治化、淡化政治,实则“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从实际影响看,“非意识形态化”是用一种“泛政治化”的眼光看待政治问题,实则是要“去马克思主义化”。在新时代,识别“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实质与危害,厘清“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防范化解策略,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提高人民群众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鉴别和判断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以此更好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三个结合”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旗帜、事关道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塑造。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项强基固本、凝心聚力的重大战略部署。正确处理“主”与“次”结合、“内”与“外”结合、“实”与“虚”结合的关系,有助于将主导意识形态持续向主流意识形态转化的制度化,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助于统筹两个大局,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效应;有利于促进意识形态工作思维方式的转变,形成网上网下意识形态同心圆。归根到底,“三个结合”能够凝心聚力、统筹大局,推动思维方式转变,推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略工程的逐步实现。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生活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生活化主体确证、场域澄明、旨趣定向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呈现出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理想性与现实性、阶级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的鲜明特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生活化思想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启示我们应立足人民群众,夯实意识形态生活化的主体基石;紧扣时代脉搏,厘定意识形态生活化的现实场域;凝聚共同理想,升华意识形态生活化的内在旨趣。深入挖掘和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生活化思想,对于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时代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生成、危机与进路

数字技术在赋能意识形态治理的同时,使我国意识形态治理机制受到冲击。数字资本主义以一种更具迷惑性、更为隐蔽的机制强化了对数字劳动的剥削与控制,并凭借资本控制、价值消解、技术制裁等手段制造了诸多意识形态风险,加大治理主体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难度。对此,应从强化技术制约,推动价值赋能,加强网络治理,重塑主体意识等方面完善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规则秩序,不断铸牢国家数字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优化路径探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10.92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99.6%。高校处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高校师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领域,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成为高校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高校要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意蕴,深刻认识移动互联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从新时代治党治国高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要及时掌握、动态分析、科学研判,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做到判断准确、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因势利导,加大投入,加强阵地建设,进行“开放性”教育,改进以往就事论事、照本宣科的“封闭式”教育模式,着力实现教育的“网络化”、“互动化”,提升工作效能。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叙事结构及其科学内涵

唯物史观的叙事结构鲜明地赋存了意识形态批判“由破而立”的逻辑线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立足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求索导向,以确立唯物史观的叙事话语破除了以往传统旧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桎梏,充分彰显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否定性逻辑、建构性逻辑和超越性逻辑的科学内涵,并以此为思想视域,进一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立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原初语境,挖掘唯物史观在叙事层级和逻辑结构上所内蕴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科学内涵,无论是对于充实当今马克思主义文本诠释和原著探究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张力和真理伟力来说,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现状、问题、原因、对策

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备受关注。笔者带着课题组分别于2016年和2023年对北京、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内蒙古等省区市的统战部门、宣传部门、民主党派、工商联、商会等单位、部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副总经理层级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入走访、调研,结合多年的研究积累,在对比7年来的变化并深入剖析依然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从七个方面对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解构与建构:算法推荐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理路

在智能时代,算法推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构建认知的重要途径,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机遇。然而,算法推荐技术并非单纯的工具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产生技术异化,引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安全隐患等方面的解构风险。规避算法推荐技术的意识形态风险,应从主体、价值、技术、载体、制度等层面,构建以公众素养为核心、以价值引领为根本、以技术变革为抓手、以载体创新为驱动、以制度建设为保障的立体化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信息碎片化传播对大学生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及挑战研究

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高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关系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

新时代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问题导向——评《新时代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

意识形态建设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凝聚力量和引领方向的重要方面。立足新时代,思考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质及其实践依据,是学界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南京大学姜迎春教授的《新时代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是一部探讨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学术力作。作者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特别是勇于站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敢于发声。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话语超越与话语建构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表达,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具有超越和建构的双重功能:在话语导向方面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在话语思维方面超越了“历史终结论”、在话语策略方面超越了“零和博弈论”;同时又通过新话语定位、新话语语料、新话语输出等方式主动发声,建构了中国新的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的双重功能主要是通过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联通民族话语和世界话语、融通政治叙事和文化叙事、畅通理性说服性话语和感性启迪性话语实现的。

扎实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治党治国治军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有力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维护政治安全、扎实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