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悖论及创造性转型

知识与观念成为意识形态后出现真实与虚假、自由与奴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形成"意识形态悖论"。这是人类认识局限性的表现,也是维系社会再生产与特定权力结构的结果。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意识形态悖论也会导致合法性危机,从深层瓦解社会的基础,成为思想和文化创新的障碍。克服意识形态悖论需要推动创造性转型,这意味着重新认识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平衡真理与权力的关系,在批判与解放立场上推动思想创新,在体制改革中构建新型的思想文化世界。

意识形态悖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悖论是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科学批判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以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下的政治、文化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发展内在悖论的逻辑展开。通过对意识形态内容、价值、实践基础所蕴含的悖论展开剖析,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思想理念、道德观点、信仰体系的虚伪性和颠倒性,并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提供合法性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悖论”的揭示及超越

慈善的性质和底色本质上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慈善的动机和行为主要基于利益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揭示了其三重悖论:经济悖论体现为后置的分配正义与前端的生产非正义之间的矛盾;政治悖论体现为慈善资本主义与资本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悖论体现为慈善的博爱精神与资本的逐利本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慈善是对慈善的异化,唯有从“资本为王的伪善”走向“人民至上的真善”,才能实现对“慈善悖论”的本质性超越。这对于识别资本逻辑下的慈善话语陷阱、建构社会主义慈善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镜鉴价值和实践效应。

论西欧多党竞争中反体制政党的体制性整合

反体制政党是西方极化多党制的产物,它们在削弱其反对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上存在着共性。本文将意识形态距离设定为控制性交量,根据反体制政党的不同作用方式,建立起政党竞争的中心逃离与中心聚合模型。魏玛共和国与意大利共和国的案例分别验证了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模式。反体制政党实现体制整合的关键在于审慎地处理"政党意识形态悖论"。这一悖论包含双重矛盾:其一,在政党竞争与社会碎片化的压力下,既要强化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又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其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博弈与实用主义层面的政治交易往往同时存在,成为政党的两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