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调适: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形态性

当前,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文化多样化的不断深入,跨文化交流在国与国之间变得越来越普遍,不同意识形态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激烈。跨文化交流不仅是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与对话。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决定了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形态本质。因此,在抓住跨文化交流意识形态本质的基础上,坚定跨文化交流的初心和使命,澄明意识形态冲突产生的根源,明确跨文化交流的主旨,才能实现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美美与共。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建构起跨文化交流的中国话语权,不仅能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事务中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引领力,也能促进世界文化和谐发展,推进世界和平进步。

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基于拉卡托斯科学纲领划界理论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过程经历了从适应经济社会改革的被动调适到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动建构,从为改革开放提供合法性论证到局部辅助"保护带"的建构,再到全面重塑的过程。党的意识形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硬核"的前提下,辅助"保护带"保持了较强的适应性、开放性、现实回应性,体现了"坚守"与"创新"的平衡。

后苏东剧变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政治灵魂。苏共最高领导层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的蜕变,导致苏共丧失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败亡。苏东剧变之后,中东欧国家获得了"自由",却丧失了统一、社会的团结,并承受意识形态多元化引发的危机。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新背景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应该创新而不脱离实际、继承而不僵化,在调整性与连续性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国家整合视角下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1979—2009)——以浙江省D市为例

随着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逐渐发展壮大,社会影响力逐步增强。为了避免非制度化的力量在体制外集结,国家综合运用法律规范、政治吸纳、行为管制、意识形态调适等方式对该阶层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在这背景下,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实现了从政治冷漠到主动性政治参与的巨大跨越,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