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感物吟志”说与柏拉图“摹仿”说的比较

刘勰"感物吟志"说和柏拉图"摹仿"说处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明传统中,对它们的异同比较能看出中西文论的基本差异和共同趋向。它们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或侧重对主体情感的表达,或注重对客体本质的追寻。与此同时,它们也有共同的观点,那就是对诗歌和艺术功用的理解,以及它们各自学说内部都存在着矛盾。

行于所思 感物吟志——读《行走的风景·李青葆诗选》随笔

五千年的华夏,无处不吟诗。古老的东瓯灵域令诗家匠心驰骋。瓯越永嘉太守谢灵运“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唐佛门大师释玄宗在石门洞天诗吟“千古掩不得,从教云夜归。”这里令唐代大诗家孟浩然急于“穷水国”,飞身到青田,“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当时青田属永嘉管辖,浩然舟行在瓯江上。

六朝送别诗“感物取象”探论

送别之际,与离别相关的景象容易触发主客的感情涟漪。感物取象、化物象为意象,在意象中浸润诗人的离愁别绪,是六朝送别诗意象生成的主要方式。六朝送别诗感物取象主要侧重于自然物象与社会物象,所取意象有着非常强的写实性。追溯感物取象方式广泛运用的原因,与六朝时期"感物吟志"的理论指导及咏物诗赋的彬彬之盛颇有关系。分析感物取象的发展趋势,六朝送别诗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不断向"目击道存"的审美模式发展。因为感物取象写作方式的局限,六朝送别诗只能作为唐代送别诗繁盛的前奏,默默为唐诗的兴盛做着铺垫。

中西美学中的物感说与摹仿说

文学艺术是怎样产生的呢?历来众说纷纭。然而,雄霸西方数千年的说法,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雄霸中国数千年的说法,是儒家学派的物感说。以下试对二者作些说明和分析比较。关于物感说与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美学名著《诗学》里指出:“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

《物色》的理论意义及其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

今本《文心雕龙》列《物色》为第四十六篇,它的主旨究竟何在,历来认识颇不一致。近周振甫同志认为它“提出写景的重要”,“是刘勰创作论的创见之一”。蒋祖怡同志则认为是对“当时新品种‘山水文学’写作经验的总结”。更多的同志则一般地看作是论述自然景色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关系的。但如果联系全书的理论体系来看,其重要意义似远不止此,或者它正是构成刘勰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石之一,确有值得认真探讨并进行理论总结的必要。

《文心雕龙·明诗》情志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概括出了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感物吟志”。刘勰借用“感物吟志”开启他对“情”“志”关系的思考,确定了情志在诗歌生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志”是促使诗歌诞生的总动力与方向,它助力诗歌文本的诞生,决定诗歌功用的底色。“情”为具体诗篇萌发的直接动力,情动——志控——运辞着采,情志共同作用完成具体诗篇的生成。刘勰对情志关系的调和,体现了他对个人情感书写与社会责任担当间矛盾的化解。这份思考与化解,不仅超越了魏晋六朝主“吟咏情性”集体重情的狂欢,还启发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要做好个人情感书写与文学社会责任担当的调和。

感受生活是关键

任何一篇真正的好文章，都应该是一块质地纯正的“铀”。它体积虽小，“容量”却极大，蕴含并贮满了巨大的热能。学生习作《来自生活的启迪》是一篇好文章。小作者写了一位其貌不扬的“断臂老人”，这位老人的手艺充其量不过是修几辆自行车，但在作者的眼里他却是一位生活...

论《文心雕龙》的情感节制与创作关系

在前创作阶段,《文心雕龙》以情论诗,把人的情感视为诗歌的第一要素。《明诗》篇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概括诗歌的产生及功能,认为诗歌生于情感对外物的回应,是对情感的抒发。《诠赋》篇称“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物色》篇“情以物迁”,均表明由感物激起情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应受到外力的限制和束缚。

《文心雕龙·明诗》三题

《文心雕龙》中的《明诗》篇,主要论述诗歌的历史沿革,但其中些许微言大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质。本文将从文体流变、艺术创生与风格范式三个方面,探讨刘勰诗学中的“折衷”与“求通”思想以及自然为美的理念。

严歌苓文学创作及其影视改编研究

严歌苓的文学创作往往源自所听、所见、所感,而当有了初步的创作动机后,作者又能够深入生活和史料,做大量的资料搜集。这正与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所强调的"感物吟志""知人论世"等观点相契合,严歌苓对人在特定世态中人格、人性的剖析与展示,成为其作品的显著特征。而能否呈现这一点,能否坚守原著的艺术价值也成为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从《明诗》篇管窥刘勰之诗论

以刘勰的《明诗》篇为核心,就诗歌生成而言,从"感物吟志"的辩证关系探讨诗之生成;就诗体而言,刘勰坚持"诗有恒裁"同时,看到了诗歌体裁的进化;就诗之体貌而言,提出了"随性适分"。

略谈刘勰对民间文学的评论

刘勰在继承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基础上，深入阐明了民间文学产生的理论，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经常运用的艺术手法。

论刘勰的创作理论

刘勰(约公元465—约523年),字彦和,梁东莞莒人(今山东莒县)。他的《文心雕龙》既总结了自《诗经》,《楚辞》以来历代的创作经验,又系统地建立了自成体系的批评理论,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 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去阐明刘勰的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中的形象思维问题

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之一。尽管形象思维这一用语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正式确立,传入中国就更晚一些,但在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著作中早已谈到过这一类问题了。其中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有许多精当的论述。在刘勰生活的时代,“文”的概念外延相当广阔。虽然刘勰不可能有今人的文学观念,但他还是提出了有两种颇不相同的“文”:一种是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

方回“心即境”说的主体性高标

当理论家们还被动地“感物而动”、“感物吟志”,处在这种“刺激——反映”的因果铁链的束缚中举步维艰时,宋代方回却在理论上高标了创作的主体性,提升了人的心灵的自由感,标志着创作主体性在他理论上的真正觉醒。方回云:

试论毛泽东诗词的审美范式

不同的主客关系形成不同的审美模式。本文以为毛泽东诗词的审美模式有的三种范型：感物吟志式、实践变革式和超前把握式。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勾连，贯穿着实践与认识螺旋递进的哲学规律，融汇成美与美感双向交流的艺术长河，显现出成诗人独步千古的审美个性。

翰墨风骨 诗心运微

南朝萧梁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对于散文创作而言,也是如此,散文忠实于人物心灵气韵与外感之物相契合的激发,不仅源自生活所思所感的自然抒发,也与人们所置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文学滋养密不可分。散文创作者往往遍观历史云烟,化身山川万物,有时竟如古人所言“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般推敲山河。

再说比兴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写了篇《说比兴》,在浦江清教授主编的《国文月刊》第三十四期发表。那篇《说比兴》,今天看来虽然存在不少缺点,有些根据我国诗歌历史发展的实际和个人创作实践的体会作出来的结论,三十多年来仍一直左右我个人的诗歌创作,也为我在理论上继续探讨诗歌创作的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

借它山之石,寄胸中之情——谈古代诗歌情感的把握

诗是抒发思想感情的,是人的灵魂的咏叹,是浪漫情怀的体现和象征。无论是《诗经》里那些回荡在田间地头的劳动号子,还是吟哦于文人墨客书斋里的唐诗宋词,哪篇不是主人公胸中情感的外露?这些诗歌既是他们生活现实的反映,更是其感物吟志,情物交融,情志合一的载体。当我们诵读这些有名无名的作品时,古人那深沉而真挚的情感,时而像滚滚泉流,令人激情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