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患者配偶感知伴侣回应性在自我表露与亲密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研究

目的:分析感知伴侣回应性在乳腺癌患者配偶自我表露和亲密关系间的作用机制。方法:于2021年3月至6月采用痛苦表露指数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和婚姻调适量表,对保定市一所三级甲等医院乳腺外科、肿瘤内科就诊的220例乳腺癌患者配偶进行调查。结果:乳腺癌患者配偶的自我表露、感知伴侣回应性与亲密关系呈正相关(P<0.01);感知伴侣回应性在自我表露和亲密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为0.231,占总效应的42.31%。结论:乳腺癌患者配偶的自我表露会通过感知伴侣回应性影响其亲密关系,医护人员应鼓励患者积极回应配偶表达的情感和需求,以增强配偶的亲密感受。

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分析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的相关性,为实施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便利抽样法选取泸州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的育龄期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生育忧虑量表等对其进行调查。结果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得分为(54.04±8.01)分,生育忧虑得分为(60.46±6.74)分;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呈负相关(r=-0.798,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文化水平、职业状况、生育情况、生育意愿、感知伴侣回应性是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处于中等水平,生育忧虑处于较高水平,可通过提高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性,改善其生育忧虑状况。

膀胱癌术后灌注化疗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恐惧疾病进展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分析膀胱癌术后灌注化疗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恐惧疾病进展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确诊并治疗的158例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PPRS)及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调查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恐惧疾病进展情况,分析其相关性。结果158例患者PPRS评分18~66(41.25±2.04)分,其中感知低48例(30.38%)、感知中等88例(55.70%)、感知高22例(13.92%)。FoP-Q-SF评分16~52(41.28±2.08)分,其中低水平41例(25.95%)、中等水平63例(39.87%)、高水平54例(34.18%)。不同感知伴侣回应性患者FoP-Q-SF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62.878,P<0.001)。PPRS评分与FoP-Q-SF评分呈负相关(r=-0.736,P=0.001)。结论膀胱癌术后灌注化疗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处于较低水平,恐惧疾病进展处于较高水平,两者呈负相关,加强伴侣支持对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有重要意义。

育龄期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育龄期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的现状,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实施针对性干预提供依据。方法抽取育龄期乳腺癌患者231例,采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与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进行调查。结果育龄期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总分为(40.11±5.15)分,生育忧虑总分为(60.36±9.89)分;二者存在负相关(r=-0.715,P<0.05);回归分析显示,生育意愿、感知伴侣回应性对育龄期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有影响(P<0.01)。结论育龄期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处于较低水平,生育忧虑处于较高水平,感知伴侣回应性能够影响患者生育忧虑水平,可通过提高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性,降低其生育忧虑。

大学生情侣付出感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主客体互倚分析:感知伴侣回应性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大学生情侣的付出感对亲密关系满意度影响的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以及感知伴侣回应性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130对异性恋大学生情侣的付出感、感知伴侣回应性和亲密关系满意度进行测量。运用主客体互倚模型和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大学生情侣的付出感正向预测自身和恋人的亲密关系满意度;(2)大学生情侣的付出感通过自身和恋人的感知伴侣回应性影响自身的亲密关系满意度。(3)大学生情侣的付出感通过恋人的感知伴侣回应性影响恋人的亲密关系满意度;(4)女生的付出感通过自身的感知伴侣回应性影响恋人的亲密关系满意度。结论:大学生情侣的付出感通过自身和恋人的感知伴侣回应性影响自身和恋人的亲密关系满意度。

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目的探讨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7月—2023年6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220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痛苦表露指数对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共发放220份问卷,收回202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82%。202例青年乳腺癌患者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总分为(58.37±13.63)分、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得分为(43.68±11.48)分、痛苦表露指数得分为(37.01±11.04)分。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82,95%置信区间为(-0.298,-0.09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06%。结论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生育忧虑处于较高水平,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临床医务工作者应关注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生育意愿和需求,充分调动患者配偶的积极性,提高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性;并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的自我表露水平,从而降低患者的生育忧虑。

青年宫颈癌术后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恐惧疾病进展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青年宫颈癌术后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恐惧疾病进展的现状,并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为实施针对性干预提供依据。方法2018年10月至2020年6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在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治疗的121例青年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与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对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及恐惧疾病进展情况进行调查。结果青年宫颈癌术后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总分为(41.30±6.14)分,恐惧疾病进展总分为(31.10±6.58)分;感知伴侣回应性与恐惧疾病进展呈负相关(r=-0.72,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工作状况、感知伴侣回应性是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t=11.54、18.40,均P<0.05)。结论青年宫颈癌术后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恐惧疾病进展密切相关,感知伴侣回应性能够影响患者恐惧疾病进展;可通过提高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性,改善其恐惧疾病进展水平。

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

目的:修订国外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Scale),检验其在中国伴侣关系中的信效度。方法:随机抽样,初测收到有效问卷618份,对其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效标效度分析和内部一致性分析。四周后对初测中愿意参与后续调查的被试进行重测,回收有效问卷61份,对其进行重测信度分析。结果:修订后的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维度结构与原量表一致,12个条目可以有效的聚合到一个公因子上。EFA和CFA指标表明单因素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感知伴侣回应性与关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67,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67。此外,感知回应性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重测信度为0.73。结论: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是测量我国成年伴侣间感知回应性的有效工具。

青年甲状腺癌女性患者生育忧虑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青年甲状腺癌女性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在2021年2月—2022年1月期间,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175名青年甲状腺癌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中文版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以及生育意向量表进行调查。结果青年甲状腺癌女性患者中文版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总分为(50.68±9.75)分,与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总分呈负相关(r=-0.718,P<0.05),与生育意向量表总分呈正相关(r=0.739,P<0.05),是否有子女、家庭平均月收入、感知伴侣回应性水平以及生育意向为影响青年甲状腺癌女性患者生育忧虑的主要因素(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71.63%。结论青年甲状腺癌女性患者生育忧虑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无子女、家庭平均月收入较少、感知伴侣回应性水平较低、生育意向强烈的患者应引起医护人员的关注,并给予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降低青年甲状腺癌女性患者生育忧虑水平。

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善癌症患者养育忧虑提供参考。方法便利抽取372例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养育忧虑问卷、痛苦表露指数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和育儿胜任感量表进行调查。结果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总分为32.00(24.00,41.00)分。广义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最小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子女健康状况、是否出现转移或复发、痛苦表露、感知伴侣回应性和育儿胜任感是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水平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医护人员应根据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缓解癌症患者养育忧虑。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初产妇分娩恐惧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探讨分娩自我效能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孕中晚期初产妇分娩恐惧的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以及感知伴侣回应可能的调节效应。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简版分娩自我效能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和分娩恐惧量表对429例孕中晚期初产妇进行调查。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不同组间分娩恐惧得分是否有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各量表得分。并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使用PROCESS v3.4.1 Model 4(简单中介模型)、Model 5(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受到调节)和非参数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孕中晚期初产妇分娩恐惧总体发生率为54.3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分娩自我效能、感知伴侣回应性得分的中位数(四分位间距)依次为15.00(8.00)、240.00(75.00)、72.00(19.00)。不同年龄、孕周、工作状态及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孕妇之间分娩恐惧量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分娩恐惧有直接正向作用(β=0.76,P<0.001),分娩自我效能在两者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为0.05,贡献率为6.17%;将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得分放入模型之后,感知伴侣回应性对分娩恐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但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得分的乘积项对分娩恐惧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1,P<0.05),说明感知伴侣回应性在两者中发挥调节作用。结论医护人员应重视孕中晚期初产妇的分娩恐惧,通过降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感知,提高家庭支持和分娩应对策略,帮助初产妇减轻分娩恐惧,提升分娩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