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疫情下“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基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省思

“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是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义务的道德”确立了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规则,“愿望的道德”是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美德。这两个概念对理解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道德观念、道德与法律、权利与义务等命题深具启发意义。依据富勒的两种道德理论,可将纷繁复杂的疫情下的行为评判为疫情下“义务的道德”、违背“义务的道德”或疫情下“愿望的道德”。疫情下“义务的道德”是依法防控的基础,依法防控保障疫情下“愿望的道德”之实现。坚守好疫情下两种道德之边界既有助于依法防控,又可以避免道德绑架。

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的内在逻辑探析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直成为不少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广泛探讨的问题,近现代的实证法学家们提出法律与道德的不相关性,而代表自然法学派的法哲学家富勒则提出法律与道德的相关性观点,将社会的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认为义务的道德是维持社会得以正常进行而遵守的道德义务,是一种底端的要求。而愿望的道德是促使个人得以很好的发展及社会更加进步而崇尚的道德规范,属于一种高端的要求。二者有着内在的逻辑性,表现在义务的道德是愿望的道德的逻辑基础,愿望的道德以义务的道德为奠基并成为其必要性,二者共同成为了法律的内在逻辑要求,并赋予法律以内在的道德性。

美德、垂范与义务: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规范问题研究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在依规治党的背景下,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历经了由党员伦理向法规义务的演变。基于富勒对道德的二分框架,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规范构建,是以党员意志为本体性因素、以高标准的行为要求为实质内涵、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为价值内核展开的。这是共产主义道德对党员提出美德要求的规范体现。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党员伦理范畴之愿望的道德,在向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转化的过程中面临本体意志因素与法规义务形式的理论抵牾、义务规范中空引发实践中应用失范的现实难题。鉴于此,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规范优化须着眼于其对党员义务规范的统摄作用,实现党员义务的体系化建构,并引入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以实现价值融贯。

法律的内在道德:一种通达目的性事业的观念(之一)——兼评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是富勒在与哈特论战的大背景下写就的,同时亦是富勒本人法理学主张的全面展现,是其思想发展的巅峰之作。富勒在该书中全力论述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而非义务的道德,它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这一目的性事业本身所固有的道德性原则。尽管“法律的内在道德”引起了颇多争议,也遭致了包括哈特在内的许多法学家的批判,但这一观念的提出无论是对于法律本身的理解抑或是对于法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法律的内在道德”的理论逻辑

"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富勒法律理论的核心概念。富勒在区分愿望道德和义务道德的基础上,将"法律的内在道德"概括为:法律的一般性,必须公布,不溯及既往,清晰、明确,稳定性,法律规则之间不能存在矛盾,以及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继提出"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道德的逻辑命题后,富勒还认为,法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这一法概念立基于"理性的社会人"的现实,又促成了建构良好秩序的可能与必要。富勒将自然法观念实证化的智识努力及其法学方法论,对法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富勒道德理论对高校校纪校规教育的启示

西方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这种区分对高校校纪校规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探寻法律的内在道德——兼论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的创作动机源自富勒与哈特的论战,同时,这部经典著作也是富勒自然法思想的巅峰之作,在书中富勒充分展现了他的新自然法思想及其理论建构,尤其是在全书中富勒围绕法律内在道德而展开的论述及其由此而引发的学界激烈讨论,使我们对法律本身的理解乃至对整个法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啻引起了自然法思想的一次重大理论变革。

从富勒的两种道德观看边沁的权利思想

传统观点将边沁的功利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认为他否认道德的绝对性,将善和恶完全视为个人的主观评价。在介绍、梳理富勒两种道德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边沁功利主义原则的价值在其批判性,它所追求的其实是“愿望的道德”,有其以“平等关切”为基础的道德原则,并有“利他主义”的倾向。边沁不仅承认个人的法律权利,而且也不否认个人的道德权利。边沁的“平等”观念,切合着富勒的“愿望的道德”。

通往完美世界的法律——读《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是美国新自然法学派的著名法学家朗.富勒的著名法理学论著,然而其被引进国内却远迟于其他同时代乃至后来者著述,国内学界研究富勒学说者亦寥寥可数。作者希望以后生学者眼光通读该著作,分享富勒关于新自然法学、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法律的外在道德与内在道德等法理学问题的丰富思想,或可为当下建设法治社会事业提供另一种有益思路。

规范中共党员生活纪律的党内法规完善研究——基于道德法律化视角

2018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进一步夯实了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础,但基于生活纪律相较于其他纪律的特殊性,即难以明晰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导致实践中大量对生活纪律案例的处理超越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文本的制度边界。基于此,对生活纪律进行道德法律化的研究极为必要。本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为社会背景,运用实证研究和文本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将道德融入生活纪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及融入过程中将面临的法律难题,进而从制度建构要求、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建构思路三个方面完善生活纪律,以确保将道德融入生活纪律的立法科学化,从而以清晰严明的生活纪律划清党员日常生活的行为边界。

论富勒的两种道德观及其现代价值

富勒作为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坚持继承自然法学派传统的基础上,追求法律的道德价值,强调法律和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我们认为,这两种道德存在一定的区别和联系,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代价值,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简析富勒在道德教育上的边际效用性

边际效用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广泛适用于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作为道德哲学常常谈及的伦理关德，边际效用与此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原理。这里主要借助富勒对道德的划分，分别从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出发，分析道德自身的边际效用性。探析道德与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关系，并以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来指引人们更好地实施道德教育。

富勒的理想世界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命题是法理学中的好望角。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他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并借助这一区分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探讨富勒丰富而思辨的法律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法治建设有着诸多有益的启示。

法经济学分析富勒的新自然法学说

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划分并不是富勒的首创,他只是为了论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的观点,将两者引入法理学的范畴,并且运用唯心的观点来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没能深入地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形式和特征。本文主要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引入边际效用经济学和交换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论述富勒的观点对现行法律制度的确立的指导意义。

富勒论法律的道德性

法治一般分为实质性的法治和程序性的法治,前者强调善法、良法,后者则更注重形式正义。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L.富勒的学说即为程序法治论的一种。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他提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而他主要阐述的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称为"程序自然法",并将法律的这一道德定位于八项"法治原则"和达致法律的"目的性事业"的手段。

两种道德要求的分疏和转换——朱熹的“诚”、“信”之别及其对当代诚信道德建设的启示

朱熹的"诚"、"信"观建基于"四书"中的相关思想,他的"诚"意味着人从肉体的欲望中超拔出来,获得了合于天道的超越境界;他的"信"主要指人际交往关系中的表里如一,言行相顾。朱熹的"诚"、"信"大体上可以归为法理学家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种道德类型。分别立足于"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研究范式,审视朱熹对"诚"、"信"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当前诚信建设的问题:第一,"义务的道德"提示我们应以公共法规进行诚信制度的建设,确保人们达到朱熹所谓"凡事都著信"之境;第二,"愿望的道德"提示我们回味朱熹"‘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借助信仰力量夯实个体的诚信道德的基础。

从道德心理学看大学生道德辨识力的内涵及培养策略

在道德心理学看来,层出不穷的失德现象造成的道德焦虑会影响人们对他人道德行为的客观评价;自我服务偏见也让人非常容易却又难以觉察地出现道德伪善;宣扬奉献的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也变得高不可攀,难以成为评价道德行为的普世标准。面对这种状况,培养大学生理性、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人行为成为道德辨识力的重要标准,为此,可以挖掘大学生群体中的道德榜样,发挥朋辈效应的积极影响,在惩恶扬善、打造德福一致的社会过程中提升大学生群体的道德辨识力和道德践行力。

给“见危不救”犯罪化一记响亮的耳光——走一条完整的道德入法路径

对“见危不救”能否入刑问题的探讨,应打破学科部门的藩篱,由各学科知识共同组成的逻辑链条向下推演,模拟式地重走一条完整的有德入法的路径。为了直接指明道德入法(当然本文专指“见危不救”这一道德事项)的合正义性与可行性,与其在阐释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纷繁复杂的理论与学说中无尽旋转,不如直接利用一根刻度清晰的“标尺”,经过测量,直观地看到这个道德事项与刑法的距离是否足以跨越。在测量出了一般法理意义上动机与刑法的距离后,可以看到“见危不救罪”入刑在刑法理论、犯罪学、法哲学与立法司法技术层面上引起的尴尬。在刑法领域,这样的尴尬分别体现在救助义务来源、犯罪法益这两个方面;在犯罪学领域,这种尴尬源自于“见危不救”本质上是贝卡利亚所说的“难以证明的犯罪”;在立法学领域,入刑在立法司法实务中存在着犯罪构成要素解释不明、犯罪主观心态难以证明与刑侦、诉讼难以为继的问题;在法哲学方面,入刑的非正义性集中反映在功利主义刑法对于消极自由的侵犯与“危害原则”的违反,从根本上否定了入刑的正义性。

富勒划定法律义务界限的法理学策略

美国自然法学家朗·L.富勒认为,法律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法律的制定取决于能否客观地完成对法律义务的划定。富勒提出了三个划定法律义务界限的法理学策略。第一,划定法律义务界限的"区间设定"。"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法律的表亲)两者构成了法律义务界限的"区间设定";第二,划定法律义务界限的法理学"命题预设"。富勒批判了以往确定法律义务的法理学命题,提出了"我们无需尝试断然宣布完美的正义是什么样子,也可以知道什么是显示公允的"这一划定法律义务的法理学命题;第三,划定法律义务界限的"基本公式"。富勒指出,在"不知道什么是完美"的情况下,通过与交换经济学的对比,仍然可以把"互惠原则"作为划定法律义务的公式,从而完成对法律义务的划定。富勒对法律义务的划定,虽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但是对于当代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推动构建"全面依法治国"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