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祜与崔致远之润州慈和寺诗作小考

自从佛教传人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佛教文化载体的寺院也被广泛修建于中国各地。佛教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古往今来有很多名刹古寺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为其吟诗作赋，润州慈和寺旧址在今江苏镇江市，唐朝时期的张祜、许浑，新罗渡唐诗人崔致远都在此留下诗篇。比较张祜与崔致远的润州慈和寺诗能发现两位诗人都擅长于写景抒情，然而通过慈和寺，张祜表达的是一种想要离开世俗烦扰的清静心态，一种倾向于禅林的佛教认识，而崔致远在慈和寺怀古伤今，眼前所见让他对时局和兴亡进行思考，同时透露出积极人世的态度。张祜与崔致远笔下的慈和寺代表着不同的意象，引发不同的思考，这与两位诗人的人生观及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通过考察两位诗人笔下的慈和寺，对张祜孤苦的一生和崔致远的唐朝时期经历和思想可以有所了解，同时可以以诗观史，让我们一窥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

守护人之本性——再论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和人类文明再启蒙

本文区分了人性和人之本性。其中,人之本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不随社会制度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性则由社会制度与环境塑造,常为人之本性的异化。人之本性可概括为"互慈和创",它是人的本真生命活动,是人的"实在的自由",体现了"整体关联"这一人之存在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独立性、个体性、意义感、尊严感和安全感的来源,是人的生命之源,是善的体现。人之本性也容易因既定的生活模式和社会环境而被遮蔽、扭曲和异化,原因在于人类有其弱点,即文中讨论的两个"死亡恐惧"。本文还揭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人本性自私"的假设和鼓吹"自由竞争"而打碎人类互慈和创的社会基础,塑造"形象自我"和"经济人"的人性,并利用人之弱点而奴役大众。因此,我们提出,人类文明急需再启蒙,其宗旨是守护和回归人之本性。由此,我们提出以人之本性为基础、尺度与归依的"本真的(彻底的)人本主义"。最后,我们以此再次阐明"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这一守护人之本性的社会是消除人之本性普遍异化的理想社会。

论“人性”和“人之本性”——兼论中国文化激励下的“最美逆行者”

“逆行者”是否违背“人性”?首先从西方人性观的演变史出发,论证西方近代“自利”的人性观并非自古就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制造的结果。其后,以马克思“人之本质”理论为基础,从“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出发区分了“人性”和“人之本性”,其中,后者是“互慈和创”,其承载者是区别于“原子式个体”的“超个体的个体”。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两大支柱,它们汇通于对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正确理解之上,帮助我们超越狭隘的私利。因此,抗疫中的“最美逆行者”正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当代中国文化激励下的人之本性的呈展。

“超个体的个体”为本位的生命哲学视域中的医患关系

先由"畏死的恐惧"这一人之弱点引申出人之本真需要的一体两面性和人之本真存在的一体两面性,提出人之本性为"互慈和创-实在的自由"。其后,提出"本真的人"、"异化的人"和"人-质料"的概念,讨论强壮的"超个体的个体"对弱小恐惧的"原子式个体"的超越与拯救,论述"超个体的个体"为本位的生命哲学是一种"本真的人本主义",是人类文明再启蒙的重要内容,并提出本真的医患关系是"互慈和创的医患共同体"。讨论了异化的医患关系的原因与特征;阐释了本真医患关系的特征,举例介绍适合它的机制;并提出了医生的自我救赎问题。

唐长安遵善寺考

利用《尼戒香等尊胜幢记》、《唐遵善寺大像碑》、《遵善寺尼慈和墓志》等石刻资料及卢纶诗《春日陪李庶子遵善寺东院晓望》、《宋高僧传·昙一传》等传世资料中有关遵善寺的记载为线索,考知唐代长安的遵善寺与大兴善寺是两个不同的寺院,遵善寺位于唐长安城外的南郊,属长安县永寿乡管辖,推测其为尼寺可能性较大,其创建和废毁时间不详,但至迟在唐大历年间仍存在,北宋元祐间已不见记载。

重拾童年叙事的寻根冲动鲁迅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创作心理探秘

散文所写龙和尚庄严地做法事、平常可也不念经、娶妻生子、父业子承这四个特点都与日本真宗宗风极其相似;寄名、受戒、解结等佛事的描写乃是作者自身的生命记忆。正因为是生命记忆,内含着鲁迅后来评价佛教文化的一些悠远的心理元素;鲁迅重拾童年回忆的母题书写,是鲁迅在承受肉体生命危机压迫时的一种诗性的应对方式;在悲悯、愤怒、慈和这三种自我人格确认中,对应慈和人格的确认,乃是晚年鲁迅写作《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潜隐的心理驱动力。

慈故能勇

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又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老子·第六十七章》）。意思是说慈爱之心厚，勇气自然而生；约束不放纵，志怀更宏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