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慈善事业“官进民辅”式的复兴及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4年),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以“官进民辅”的发展模式承上启下:现代慈善事业蹒跚起步,官办慈善事业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掀起一股慈善浪潮;民办慈善乘势而起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实践与积极的探索;社会政治气候、时代背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慈善事业的进程。感受这一时期慈善事业复兴的喜悦,深入思考前进路上的机遇和挑战,有利于进一步理清思路、启迪智慧,进而推进当前慈善事业的创新发展。

清代贵州妇幼慈善事业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

清代贵州设有育婴堂、及幼堂、尚节堂等妇幼慈善机构,对被救助者提供积极的生活保障,并为儿童提供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部分地区还对妇女提供纺纱技能培训,这种“教养结合”的慈善模式在当时较为先进。贵州慈善事业的经费主要来自官方,管理上也以官方为主。贵州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由外而内”的过程,是清代贵州“改土归流”后“养民”“安民”的举措之一,发展了西南地方的妇幼慈善事业,也是国家权力在贵州等西南地方逐步深入的体现。

善治理念下中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从善治视角考察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经验和现实困境,有助于厘清现阶段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路径和实现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慈善事业经历了形成、发展、稳定和提升等不同阶段,呈现具有时代特征的善治经验。但是,善治视角下我国的慈善治理仍然面临慈善组织培育机制不健全、“政-社-企”多元供给协同不充分、慈善事业发展滞后于现实需要、慈善事业发展政策供给结构和网络慈善政策配套亟待健全等现实困境。为加快实现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积极引入善治理念,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国情和中华慈善文化的优良根基,健全“大国善治”的公益慈善文化引导机制、完善多元共治机制、优化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和多元化监督规范机制、强化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运作常态长效机制。

应急慈善是慈善事业的重要支点

2016年颁布实施的慈善法为慈善事业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日常状态的慈善事业运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应急状态下的慈善活动应如何开展、慈善组织如何反应缺乏明确规范。当前,各类不确定和难预料风险不断增多,需要在各个领域引入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慈善领域也不例外。新修改的慈善法增加应急慈善专章,系统规范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慈善活动。

依法行善 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今年9月5日,是新修改的慈善法正式实施之日,这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次修法旨在实现以法促善、依法行善,体现了我国对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和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的追求。

强以德与无锡地方慈善事业

北宋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在苏州首创义庄。此后,历经900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义庄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社会慈善事业。一般认为,明弘治十八年(1505)华辉继承父兄遗志,捐田建庄,创建了无锡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义庄。那么在这之前,无锡是否存在义庄或者义庄的雏形?本文以元代无锡人强以德所设义塾、义冢、义井为研究对象,探寻其与义庄的差异和关联,并阐述其对无锡地方慈善事业的重要影响。

慈善事业现代化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偏离与矫治

慈善事业唯有坚定且全面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才能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智能时代,数字技术得以充分利用既是慈善事业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慈善事业现代化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能促进慈善资源分配更高效、更精准和更主动;促进慈善组织与社会成员的连接更便捷、更深入和更持久;促进慈善环境更文明、更包容和更开阔。但从实践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慈善事业现代化出现了结构性偏离:数字应用层次低;慈善环境愈加封闭;个体慈善和公益营销增势明显,但组织化慈善的活跃度和慈善组织的存在感均下降。为了避免出现方向性偏离,亟需从底层致因入手对结构性偏离进行矫治。追根溯源,偏离的背后由表及里依次是各类组织的乏力、相关制度的缺漏和对慈善事业现代化进程全景及数字技术局限的认知不足。相应地,矫治的思路应是升级认知,处理好多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慈善事业与相关系统的关系,为慈善方式的成长提供空间和支撑;处理好技术与人文的关系,用“小数据”完善大数据,促进算法智能与慈善智慧相结合;处理好组织与技术的关系,增强慈善组织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权,提升互联网平台的“慈善”含量;处理好组织与制度的关系,明确各类组织在现代慈善事业运行体系中的角色并完善监管与评估制度。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联动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联动是为提供优质社会服务、改善社会福利体系而进行的重要探索。深入研究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联动实践样态,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和协同效应,成为当前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领域的重要课题。文章首先探讨了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联动的历史背景、现实需求和理论支撑,揭示出它们之间的价值关联、动力生成和共生互融,从而解读了这一联动合作现象背后的三重逻辑。其次,对社会工作、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社会工作机构、慈善组织和乡镇(街道)社工站开展调研,对其联动运行机制展开剖析,揭示了现存的一些困境与挑战,包括联动动力不足、联动权责不清和联动质量不高等。为应对这些挑战,笔者提出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应通过编织联动网络、明确联动责任和延伸联动触角,实现互惠共生的发展之路。

第三次分配视域下现代慈善事业协同发展的生成逻辑及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开始强调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积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体系日趋提上日程。依托第三次分配理论促进现代慈善事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成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然而,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还存在碎片化的低效治理难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第三次分配视域下的协同发展视角。本文在厘清第三次分配视域下现代慈善事业协同发展的逻辑关系基础上,构建现代慈善事业协同发展的多维度逻辑框架,即从方向维度、基础维度、主体维度、运行维度、结果维度,探讨第三次分配视域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不同主体协同共治的运行机制,提出现代慈善事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我国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研究:回顾与展望

伴随《慈善法》的出台,关于慈善与社会工作关系的研究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已有成果研究了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在历史同根、价值共享、实践服务方面融合的可行性;在助人理念、伦理体系、专业性、系统性、资源运作、制度建设方面融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基础、理论模式、管理体制、领域方面、目标链接方面的的未来融合路径。既有成果主要存在理论框架缺少、研究议题浅层次、本土化探索不足以及研究视野狭窄问题。因此,文章从拓展学科领域、转变侧重方向、结合本土实践、开拓国际视野四个方面提出该研究领域可能的未来指向。

让慈善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是对新时代需要发展好慈善事业和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做出的立法回应。

以法促善 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新修改的慈善法自2024年9月5日起施行。慈善法修改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慈善事业、发挥慈善作用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优化慈善事业发展环境,规范引导慈善活动,健全监管制度机制,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慈善政策促进城市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慈善政策分析

慈善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分配方式,在促进城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层面是较为快速且高效的工具选择。慈善政策的制定到城市慈善事业的现实发展之间并不是一个“自动滑梯”,而是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发展链条。为解释慈善政策如何促进城市慈善事业发展,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对长三角地区代表性城市的慈善政策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因果机理分析,发现慈善政策均衡使用“供给—需求—环境”三类政策工具,但根据政策工具功效作用的差异,在慈善事业发展的不同环节有所侧重。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通过发挥资源整合与调度效应将城市力量转化为慈善力量,实现城市慈善事业的动员与聚合;需求型政策工具打开慈善市场,降低慈善组织创新变革的风险成本,提升城市慈善事业的服务能力;环境型政策工具以柔性的价值赋予、惯习重塑建构城市慈善情境。三种工具的综合使用实现了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的主体性转变,将城市构建为全员、常态、规范参与的慈场,使得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良法善治推进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慈善法》修法历程回顾及展望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公益慈善事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公益慈善领域的首要政治任务。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建设的有力保障,回顾《慈善法》修法历程,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是在慈善领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从修法背景及意义、修法历程与关键保障、新修改的主要内容及历史进步、贯彻落实新《慈善法》中应继续深化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等四个方面,对新修改的慈善法进行了系统研究。

北京:以法促善 大力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慈善法,围绕“慈善北京”建设,打造先锋慈善、法治慈善、为民慈善、创新慈善、全民慈善、阳光慈善,开创以法促善、依法兴善新局面。截至2024年6月底,全市共有慈善组织871家,慈善组织从业人员5600余人,其中专职工作者3300余人。全市社会捐赠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达150多亿元,捐赠收入连续3年超过100亿元。

强化领导 优化监管 开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此次慈善法修正,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支撑,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等部署的重要举措,回应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关系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大核心议题,对于开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公益福彩与慈善事业互鉴共进之路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对健全应急慈善制度、完善促进措施、规范慈善活动、加强监督管理等作了规定,为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福利彩票发源于有奖募捐,买彩票常常被视为善举,那么,福彩是否属于慈善?从慈.善法中,福彩又可以汲取借鉴哪些精神和要求?笔者就上述问题谈一些浅见。

用完善的法治护航慈善事业——聚焦新修改的慈善法

我国现行慈善法自2016年施行以来,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范慈善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慈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更完善的法治护航。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新修改的慈善法将于2024年9月5日起施行。

推进“六大慈善” 赋能“善满山城” 着力构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重庆市民政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善满山城”行动,扎实推进“六大慈善”(法治慈善、阳光慈善、数字慈善、社区慈善、惠民慈善、融合慈善)建设,慈善事业服务民生保障、助推共同富裕更加有力。

慈善筑梦照荆楚--湖北省慈善事业发展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省各级民政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指导慈善组织聚焦困难群众关切,积极筹募慈善资金,不断强化帮扶举措,同时,探索总结应急慈善活动经验,大力发展社区慈善,稳步推进慈善事业创新发展,在兜底民生保障、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积极作用,初步构建了具有湖北特色的慈善事业制度体系。2021年至2023年,全省慈善组织捐赠收入134亿元,公益事业支出120亿元。截至上半年,湖北省共有慈善组织418个,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132个。枢纽型慈善组织实现市(州)、县(市)全覆盖,全省半数基层自治组织依托慈善组织设立社区公益基金。慈善组织活动领域涵盖困难群众帮扶、社区治理、教科文卫、乡村振兴等方面,全省慈善事业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