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善治”的可能——基于中外网络慈善监管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外九国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各国政府、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协会利用新媒体加强慈善监管的模式与特征虽各不相同,可在信息披露方面都取得了可喜进展,但在利用新媒体加强互动方面也都还有待改进,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并未如期带来慈善监管"善治"。究其原因,一方面,各国政府,或因片面强调社会自组织的作用,或因缺乏福利共治的经验,结果都在促进慈善监管机制整合方面踟蹰不前,另一方面,慈善组织使用新媒体主要旨在获取资源,并非真正以受助者为导向,也不愿加重自身监管负担。因此,各种社会主体应进一步构建互动和回应更加充分的新媒体平台,加大监管和问责的力度,提高慈善行业的公信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西方国家慈善监管制度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借鉴意义

分别对美国、英国、德国的慈善监管制度进行了分析,对中国的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存在借鉴意义。

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基于2004-2021年CNKI文献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6.1软件对2004-2021年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535篇CNKI中文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之间没有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依据关键词聚类可将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分为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路径研究、慈善资源研究、社会服务研究、慈善法研究五大类;依据关键词突现图谱和关键词时区图谱,可得出当前我国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是“精准扶贫”“合作治理”“社会救助”。未来可从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内容的深化、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推进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

慈善组织监管机构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世界各国(地区)慈善组织的监管机构基于历史轨迹各不相同,但仍有规律可循,并且未来的发展趋势也较为明晰。英国采用慈善委员会进行集中监管,美国主要由联邦税务局进行集中监管,而我国台湾地区是由各主管部门进行分散监管,澳大利亚在2012年从分散监管转为集中监管具有代表性。我国取消"双重负责"之后正在转为集中监管,需要建立独立的慈善监管委员会。

我国慈善募捐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国际经验借鉴

在人人慈善时代,个人通过求助的方式直接与捐助者建立点对点关系,释放出大量慈善潜力。但近年来类似"罗尔事件"屡见报端,背后突显慈善募捐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2016年《慈善法》的正式出台,标志着对慈善募捐的监管有了法律准绳,但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表明亟需补充和完善募捐监管制度。梳理国际先进经验,我国应该坚持以慈善组织为主体开展慈善募捐,充分运用慈善组织公信力和税收政策为杠杆,引导个人和组织以制度化方式捐赠/接收捐助,同时建立兼具约束力和激励性的有效监管制度,促进慈善组织和募捐活动的多元发展。此外还要从单一的政府监管,转变为政府、社会公众和慈善行业自身三位一体的多维度监管模式。

慈善财产监管中的比例限制规则及其完善

从学理上看,慈善组织财务监管模式可分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前者对慈善财产支出比例只进行原则性规定,后者则以明确的比率数值作为限定标准。我国采取了客观主义监管模式,也形成了一套关于慈善财产监管的比例限制规则,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及《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相关规定看,在慈善组织分类监管、慈善活动年度支出、慈善管理费用标准方面还存在实体和程序上的不足,因而引起了不小争议。鉴于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具体的比例数值,通过借鉴域外实践经验,可从明确比例数值生成的基本原则、选择适宜的比例数值生成方式、规范比例数值的生成程序等方面入手,对我国的比例限制规则予以完善。

基于区块链的可监管慈善系统设计与实现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现有的慈善管理系统是中心化的、慈善募捐过程不透明的,这导致了难以获得捐赠者的信任和捐赠。区块链的可信计算模型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采用联盟链Hyperledger Fabric作为区块链平台实现了可监管慈善系统,制定了慈善项目发起、捐款、执行的智能合约,并设计了Charity Coin作为系统数字货币,保证捐款流向可追溯。最后,性能测试表明,该系统能够满足应用要求。

上海市发布慈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根据《上海市慈善条例》关于“市民政部门应当每年向社会发布本市慈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的规定,9月4日,上海市民政局发布《上海市慈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2022年度)》,从法治建设、慈善组织、慈善捐赠、社区慈善、慈善信托、慈善表彰、慈善品牌、志愿服务、福彩公益性和慈善监管等十个方面展示了2022年度上海市慈善事业发展的成效。

慈善信托在中国的发展和业务模式分析

慈善信托是国际上广泛运用的慈善组织形式之一,但我国慈善信托的探索十分艰难,2001年《信托法》的颁布实施虽然已经引入了公益信托,但其发展一度停滞不前。新颁布的《慈善法》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信托的基本法律框架,将有效激活信托机制在慈善公益事业中的运用。本文重点分析了慈善信托在我国的独特价值,梳理了当前慈善信托的业务模式及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慈善组织的概念界定、制度创新与实施前瞻

对于慈善组织概念以及制度创新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是慈善法实施的重要保证。慈善法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对慈善组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慈善组织成为了法律概念。慈善法明确了慈善组织的登记制度,改变了原有的"双重管理制度";规定了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为实现慈善组织的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将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制度,实现了慈善监管方式的变革。慈善法的实施需要制定慈善组织的组织形式与登记管理的具体规定与办法,出台有关慈善组织法人治理的国家标准,对接年报制度与慈善监管体系,实现对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的有效监管。

从慈善事业到第三次分配:理论解析、实践现状与规范重构

在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应当充分发挥“慈善事业”所具有的“第三次分配”的功能。为此就需要基于(法)规范主义的立场,细致地分析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运行机制,而其运行机制则可以在理论上进一步解构为发挥“分配主体”功能的慈善组织、发挥“分配执行”功能的慈善活动、发挥“分配促进”功能的慈善税收和发挥“分配保障”功能的慈善监管共计“四大要素”。但上述“四大要素”在实践中却面临着慈善组织的“立法”问题、慈善活动的“规制”问题、慈善税收的“制度”问题和慈善监管的“机制”问题这相互关联的“四大问题”。如何解决上述“四大问题”也就成为了能否充分发挥“慈善事业”所具有的“第三次分配”的功能、进而能否有效助推共同富裕的关键。

慈善事业立法的基本理念与重点问题

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法律规范。慈善事业立法需要明确慈善法的定位、立法宗旨、法律原则、政府职责等基本理念,重点规范慈善组织制度,慈善捐赠、募捐与税收优惠制度,慈善信息公开与监管制度,处理好《慈善事业法》与《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关系。

我国慈善信托监察人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路径

慈善信托高速发展与我国现有法律对监察人制度的构建不匹配。因此,只有在现有制度上完善慈善信托监察体系,厘清监察人的资格规范、权利义务和慈善信托的信息披露,与其他监督制度协调配合,才可以促进慈善信托的健康发展。

解读《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大力发展互联网慈善的指导意见》

近日,贵州省民政厅印发《关于大力发展互联网慈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全国首个省级民政部门出台的互联网慈善发展政策性文件,有利于完善贵州省互联网慈善监管机制、提升互联网工作能力、规范互联网慈善行动、提升公众慈善参与度。《指导意见》提出了哪些具体工作举措?《指导意见》提出4个方面12项具体工作举措。

中国慈善捐赠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近些年我国慈善捐赠发展迅速,开始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但同时也出现了更高的信任危机,并逐渐暴露出善款使用不透明、缺乏税收激励、捐赠税收制度较为保守、民间资本举办慈善机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文章将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慈善捐赠税收激励机制,探索慈善捐赠激励机制新途径。

慈善行政管理体制:职权划分、运行张力及其优化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明确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希望其担负起促进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职能,然而我国慈善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尤其是《慈善法》的效能并未得到有效激发。在诸多因素中,慈善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权划分直接影响着慈善事业的发展。通过对中央和省级层面的调研发现当前慈善行政管理分为三种模式。整体上都面临着社会组织与慈善事业发展目标冲突,专业监管与组织能力不足,碎片化管理与协调成本过高等问题。研究认为将慈善和社会组织两块业务纳入民政系统同一职能部门是当前优化慈善行政管理体制的可行方案,可以有效解决部门目标不一致、沟通成本过高和编制约束问题。长期来看,应该在理顺社会组织登记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独立、上下对应的专门慈善行政管理机构。

《慈善法》首次“大考”

4年前的9月1日,经过多方努力,一部被寄于厚望的《慈善法》横空出世。4年后,它迎来首次“大考”。2020年7月中旬至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慈善法》进行了执法检查,在全面了解《慈善法》实施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检查了配套法规规章制订、慈善组织设立和发展、慈善募捐和捐赠、慈善服务、慈善信息公开、慈善促进措施制定及落实、慈善监管工作开展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