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和解——中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历史文化逻辑

目前,中国社会的慈善救助系统呈现出多元模式分立共存的状况。在体制转型的中心和边缘地带,既遍布着差序化的传统自助互助模式,也实践着行政化的政府福利救助模式,还存在着制度化的专业慈善组织模式。这种混杂糅合的慈善生态,滋养出秩序缤纷的慈善文化。差序慈善文化、官办慈善文化、专业慈善文化多元杂陈、良莠俱生,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慈善文化系统。在慈善事业转型过程中,不同慈善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不同文化主体的博弈和互动,多元文化认同的冲突和对抗,将成为一种持久的态势。在慈善文化的自然生长逻辑上促进文化和解、建立社会共识,必须推进慈善文化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由泛道德化向制度化、从运动化向常态化、从行政化向社会化转变。

个体性及其再造:当前我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关键议题

我国经历了由"乡土社会"向"总体性社会"、再向"个体化社会"的变迁。在此过程中,慈善与个体性的关联有着阶段性的表现形态。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助推了公益事业由"政府慈善"向"全民慈善"的演变,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体性的畸变成为本土慈善转型的基本困境。这种畸变的个体性不仅无序放大了个人利用慈善来牟取私利的动机,并且阻碍了主体以参与慈善的方式对公民身份与公共利益的追求。因此,再造个体性成为确保慈善事业平稳转型的关键所在。现阶段,必须促使公民将私域中的情感和利益与"公共的善"相结合,抑制极端的利己主义和自利行为,从而通过对个人慈善理念和参与能力的双向建设来促成慈善事业的持久繁荣。

慈善现代转型中的中国家族基金会发展——论家族基金会的角色、瓶颈与对策

慈善的转型为中国家族基金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现代慈善改善了传统慈善的基本运作模式,鼓励多样化的资助方式、广泛的参与主体和更高的慈善效率,以创新形式解决社会问题。家族基金会是中国慈善现代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慈善转型的重要力量。家族基金会秉持着传承家族精神和回馈社会的目的,打破了公益与商业、企业家和慈善家的界限,以大量私人资本介入公共领域,承担社会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家族基金会将扮演何种角色、遇到的问题有哪些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和分析的。

基于内生与共赢的现代企业战略性慈善行为研究

传统观念下,大多数企业的慈善行为缺乏明确的战略思维与战略目标,往往是从协调企业和政府、企业和社会关系的角度作出慈善行为选择,将慈善行为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割裂开来。战略性慈善则为大多数企业提供了一条新的慈善思维路径:企业的慈善行为内生于企业长远发展需要,可以与企业经营发展战略融为一体,在作出系统化慈善选择的同时,使得企业的竞争环境和长远发展环境得到改善,从而达到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有机统一。

“好人好事”与中国人的慈善观

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慈善就是"好人好事"。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慈善实践形式,"好人好事"与做人、"报"、"人情"、熟人关系、"家"等本土社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人喜欢将"好人"、"好事"相提并论,将善行与德行挂钩。他们相信,个体经由行善("做好事")而完善道德,可以成为"好人"。虽然"好人好事"是人人皆可的寻常事物,但实际上,士、官、富、商等精英阶层都被赋予了较多的行善责任,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取向。由于国人对"好人好事"有着严苛的道德要求,导致"好人难做"。"报应"的深层意识和"报答"的人情法则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对慈善的理解。在"亲亲"等儒家文化的浸染和传统社会结构的塑造下,"好人好事"的发生呈现出差序格局的样态,即以地缘、血缘和姻缘关系为基础,由近及远、由亲到疏地展开求—助关系,最终形成同心圆波纹似的社会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