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意义研究

中华上下五千年,儒家思想犹如划破世界的惊雷,在诸多优秀的思想中闪耀而出,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儒家思想影响无处不在,比如儒家在政治方面就渴望“仁政”,投射至司法领域,开启了我国“慎刑”思想的先河。“慎刑”思想在中国法制史的发展中,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律法的严苛与谦抑中照耀着黎民百姓。“慎刑”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因素,它不仅仅表现在思想层面,同样也表现在制度层面。只有深入地理解“慎刑”思想,把握好历史上的“慎刑”制度精髓,才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及时有效的化解,才有利于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更好地耦合在一起,才能实现法律实效与社会目的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慎刑”思想深入研究,不仅仅可以了解其在古代的产生、发展、演变,同样可以将其思想创新性地运用在现代社会,弘扬其珍贵的价值。

对于罪犯合理适用“慎刑”思想改造方法浅析

本文通过分析监禁刑犯人在监狱改造时所可能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际制度和可以改进的方面,提出“慎刑”思想和人权思想如何更好地贯彻在对于监禁刑犯人从改造中到出狱后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达到更好的改造效果。本文通过借鉴前科消灭制度和日本的更生保护制度来完善我国对于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以及人权保障问题,以此来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适用于犯罪人的改造循环体系,达到我们充分减少出狱人再犯累犯比率可能性的设想,充分实现刑罚犯罪预防的目的。

“慎刑”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历史影响和当代启示研究

中国古代的“慎刑”思想是传统法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慎刑”思想的发展大大影响了我国封建时期的司法实践。时至今日,“慎刑”思想在中国当代司法中仍有体现,特别是在特殊犯罪主体的量刑方面,其中,未成年犯罪主体是特殊犯罪主体中的重要部分。本文着重于中国古代“慎刑”思想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历史影响研究,介绍了“慎刑”思想的起源和相关的制度体现,阐述了“慎刑”思想在现代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体现和其在当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未成年人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关注未成年犯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在未来更有效的预防犯罪,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慎刑”新释

"慎刑"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法系的核心内容。在传统观点中,"慎刑"一直被认为是"宽刑"、"轻刑"或"恤刑"、"仁刑"。通过对"慎"的词义及法律实践、影响因子进行考察,可以认为"慎刑"的含义不仅应包括传统观点中的"轻刑"、"宽刑",也应包括合理的重刑。

中国古代关于慎刑的两篇稀有法律文献——《劝慎刑文》(并序)及《慎刑箴》碑铭注译

宋代碑铭《劝慎刑文》(并序)和《慎刑箴》是两篇难得的中国古代法律史文献,现存于陕西碑林博物馆。两文反映了慎刑的法律思想,与宋初的重刑思想相对立,因此,值得刑法学界关注。

《盟水斋存牍》中的慎刑理念分析

慎刑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司法观,被历代统治者所倡导督励,也为各朝良吏循吏奉行传承。甚至在晚明乱世,依旧是普通司法官折狱理刑的基本理念,这一点在颜俊彦所辑的判语与公牍专集《盟水斋存牍》中有突出体现。该书的慎刑理念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明慎用刑,衿疑改遣"的罪疑惟轻理念;"哀矜折狱,衿恤为怀"的恤刑理念;"事干大辟,不厌详慎"的慎杀理念;"斟酌礼法,情理为断"的情法结合理念。可见,在审判实践中,司法官对待刑罚权运用的态度还是非常审慎的,尽可能严格地控制刑罚尤其是死刑的处罚范围和处罚力度,这与当今所倡导的刑法谦抑、刑罚节俭的精神相契合,对当今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试论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

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发展,延续至今。论题概括了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其确立依据,阐述了其主要表现和司法价值,指出了其对当前刑事司法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慎刑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残忍的刑罚制度和充满温情的慎刑思想并存。其慎刑思想体现在对于死刑确定了核准、复核和复奏制度,徒、流案的管理、审级和复核制度体系严密,监察制度发达。中国慎刑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古代天道思想、儒家“仁”思想的影响。

从《冥报记》看初唐“依律慎刑”思想

初唐志怪小说集《冥报记》的主旨为“因果报应”,但其冥判故事却与初唐“依律慎刑”思想丝丝入扣。考作者唐临仕宦生涯大半在司法机关。初唐司法意识提高,司法机构加强,“依律慎刑”思想得到贯彻,唐临便是这一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初唐“依律慎刑”思想有其深刻基础。隋朝“宪章遐弃”“遂至于亡”,唐初“以为殷鉴”,树立“依律慎行”观念,且贯彻于司法实践,统治者率先垂范,深得人心。

再论少杀慎刑与构建和谐社会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将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指导全党、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指针。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多种手段并用,坚持“以人为本”更要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从倚重“严打”转向“宽严相济”是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少杀慎刑是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少杀慎刑。

“慎刑”与“宽严相济”——以中国传统法为视角的考察

"慎刑"是中国传统法具有和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政权稳定的作用。"宽严相济"是当前我国具有社会主义法制特色的刑事政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宽严相济"与"慎刑"存在历史的相通性,宽严相济的传统文化基础是"以人为本"和"德法兼济",而传统社会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法律手段即是"慎刑"。"慎刑"在立法层面上体现为"刑罚世轻世重",在司法层面上体现为程序上的严谨及人伦观照。"慎刑"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及政权的长治久安,对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

慎刑观与中国古代死刑审判制度

慎刑观是中国儒家的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有重大影响。慎刑观对中国古代死刑审判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皇帝对死刑审判最后的核准权、死刑审判复核与复审程序、死刑会审、死刑复奏程序等方面。这对当今死刑制度的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慎刑”与“重德”缘何能达成共识——以中国法律思想史为例

中国古代有慎刑慎狱的法文化传统,这一法文化传统经历了理论奠基、宏观立论、付诸司法实践之漫长的流变历程,贯彻始终的则是"明德慎刑"的理念。本文试图在梳理慎刑理论演变发展之过程的基础上,对"慎刑"与"重德"缘何能达成共识,作出法文化学的解析。

传统慎刑思想探源——以《周易》为例

慎刑契合国际轻刑化趋势,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追溯我国传统法文化源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慎刑思想。《周易》蕴涵着丰富的慎刑思想,如"明慎用刑"、"赦过宥罪"、"不留狱"、"议狱缓死"等理念,以及对童蒙之人"用说桎梏"的赦宥教化,都体现了朴素的"慎刑"思想。《周易》的慎刑思想集中表现在:犯罪惩治方面,提出要通过行中罚,实现"刑罚清"的宗旨;在犯罪矫正方面,提出要通过规训教化,达到"改过迁善"的目的;在犯罪预防方面,提出要通过"明罚敕法",收到"禁民为非"、知止不犯的效果。

论钱澄之的慎刑轻狱思想

钱澄之认为施法用刑是统治者维护社会及其子系统内部结构稳定的重要手段,他以《周易》中有关刑律诸卦为依据而述其狱讼刑法之思想。钱氏提倡统治者在处理日常事务过程中要尽量避免用刑,谨慎地对待争讼,他强调运用法律惩罚手段不是刑狱目的,是为启发蒙稚者知惧而不敢妄为,使其避免犯罪。用法之目的也是为了惩一警百,对人示以告诫,使其产生畏法惧法之心,以达到惩一儆百之效,使其从源头避免犯罪,达到防患于未然之预警效用。钱氏劝导统治者要慎刑用罚,他认为刑法的设置是为了确保国家法律顺利实施和尊严得以维护,他认为中孚无象,刑民须诚,他倡施社会教化,保民脱梏。钱氏强调统治者应重德轻法,德厚以载物,诚信待民,宽服民心。

阿云案与北宋慎刑重刑之争

发生于宋朝熙宁年间的阿云案,近千年来为古今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宋明以来史家对王安石怀有的政治偏见,影响了他们对阿云案的评判,也误导了当今众多研究者。拙文仅从案件的审判过程入手,极力网罗与案件相关的律敕原文与各家奏议评述,力图还原和分析此案审判前后争执的所有细节,最后得出结论:阿云案实为宋代重刑传统与慎刑主义矛盾冲突的一个缩影,而从天理、国法、人情诸方面考虑,真理无疑都在慎刑派手中。

唐代司法慎刑原则启示

唐代的司法周密完善,自始至终体现着慎刑的原则,并确立了严控死刑、限制拷讯、减轻刑罚、错案追究以及司法监察等制度。这使唐律具有了宽平简约、轻重适中的特点。唐代的慎刑思想不仅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各国。

中国古代“慎刑”观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暗合

"慎刑"观在中国法律史上源远流长,体现了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是古代先民博大精深人文情怀在法律生活中的一个生动体现。"慎刑"观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在精神诉求上具有暗合性的一面。梳理、挖掘古代法律中的"慎刑"观对当代法治社会、政治文明社会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及其实践

慎刑矜恤思想发轫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发展于春秋战国,其在汉代又受儒家思想与阴阳学的影响开始系统化为"德主刑辅",延至盛唐开始成熟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元明清各代皆于秉承并在前人基础上各有建树。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的总结探析其现代价值。

慎刑与严刑:中国传统刑罚的双重性格及其原因

中国传统刑罚制度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 ,即慎刑与严刑的对立并存 ,而制度层面的矛盾无疑来源于思想理论层面的矛盾。应该说 ,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分别是这两种法制现象的理论源泉 ,但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来 ,特别是儒家法律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制指导思想之后 ,恰恰是儒家的教化观和伦理价值的绝对化使儒家对法家的严刑主张的吸收成为必要 ,从而使这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制度和现象能够长期共存于中国古代法制中而并行不悖 ,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刑罚的双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