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案件非羁押诉讼:少捕慎押的全流程推进

少捕慎押是轻罪治理的必然选择,非羁押诉讼是司法实践中落实少捕慎押刑事司法理念的重要举措。各地司法机关对非羁押诉讼的适用做了诸多探索,通过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引入智能监管等措施,促进了非羁押诉讼运行的规范化、成熟化。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各地司法机关做法不一等因素影响,非羁押诉讼还存在适用案件范围过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监管不足、刑事拘留与审判阶段转逮捕的比例较高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扩大非羁押诉讼适用的案件范围,严格限制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适用,同时构建以“司法机关监管为主,人工智能与社会力量监管为辅”的多元监管格局,以保障非羁押诉讼顺利进行。

延安时期少捕、慎押的历史考察及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保护劳动力的客观需求、先进的革命政治理念与边区法制人物的积极推动,是延安时期产生少捕、慎押司法观念的主要因素。陕甘宁边区以形式灵活的立法确立了少捕、慎押的法律规范,并通过严格逮捕程序、明确羁押要件、推动刑事和解等方式,有效降低刑事羁押人数,形成了少捕、慎押的红色司法经验。当代刑事司法中应当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契合社会需求,完善不捕、不押后相关配套制度规范,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程序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使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行稳致远。

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运行机制研究

随着系列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以及司法实践中占绝大多数的轻刑化犯罪,均预示着我国已迎来“轻罪时代”,犯罪结构逐渐由重罪向轻罪发生转移。因此我们应重视对于轻罪的治理研究,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该政策以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纽带,减少批捕率;审慎提起诉讼,对于可提可不提的不提起诉讼;谨慎对待羁押,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充分保障人权。从实践出发,明确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功能及价值意义,寻求多方面落实机制,促进诉源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调整轻罪治理方略提供进路。

少捕慎押下逮捕的程序性控制

在少捕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下,我国逮捕率大大降低,但仍存在逮捕条件不合理、逮捕异化、逮捕过程监督乏力等问题,亟需对逮捕制度进行程序性控制。程序性控制是以权力控制理论和正当法律程序为理论基础的,但当前我国逮捕的程序性控制仍存在外部监督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地位争议等问题。所以在对逮捕进行程序性控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逮捕条件设置、逮捕功能归位、审查逮捕程序等方面的考量,并结合当前新形势,通过建立社会危险性量化考评标准、细化限制前科径行逮捕的适用来完善逮捕条件的设置,通过完善相关救济途径和取保候审等羁押替代措施、优化绩效考核标准使得逮捕功能正确归位以及通过健全羁押听证制度来回应外部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从而落实对逮捕的程序性控制。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首先要深刻理解其基本内涵,充分认识该政策对改变长久以来办案习惯和转变传统司法理念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厘清少捕、慎诉、慎押的适用条件,做到区分不同案情灵活适用,防止僵化运用。此外,对于刑事执法司法过程中贯彻少捕慎诉慎押遇到的实践困境和难点,比如思想认识不到位,“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危险性判断缺乏客观认定标准等问题,要结合实践对应检视,找出行而有效的举措,破除办案理念陈旧等制约因素,真正做到“不破不立”,从而助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有效实施,落实“轻轻重重”的办案要求,实现“司法为民”的办案效果。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强制措施制度回归诉讼保障功能,应对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深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在厘清其内涵的基础上规范其适用范围并遵循一定的原则,其实施路径包括正确把握逮捕的条件;进行实质化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用好、用足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理衔接以及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重要作用等。检察机关作为捕诉职能的承担者,是该政策有效施行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充分发挥“司法纽带”作用。时机成熟时,应当对该政策进行延伸,形成“少拘少捕慎诉慎押慎判”的系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

少捕慎押背景下的羁押适用检视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为羁押性强制措施制度改革走出“深水区”提供了契机,应在该政策背景下重新审视羁押适用。一方面,逐年降低的审前羁押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羁押适用的部分实际,但另一方面,实质羁押率较高、构罪即捕、超期羁押、一押到底等羁押措施适用弊病仍有待克服。需要进一步澄清羁押性强制措施之定位,尽量克制在“诉讼保障”之外附加过多非法律因素,同时对羁押手段之“强侵益性”予以充分重视。在此基础上,严格分离逮捕与羁押措施、充分运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切实祛除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中的偏见因素、反思“刑拘直诉”制度,均为真正实现“少捕慎押”之必要选项。

公安机关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中的角色及适用

“少捕慎诉慎押”从司法工作理念上升至刑事司法政策,是实现强制措施诉讼保障功能回归和人权保障功能深化的必然要求。该政策从检察机关工作理念中形成,职能分工不同的其他机关如未能消化理解而直接套用或被动接受,则可能导致政策效能低下的尴尬处境。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成为政策理念系统化、全面化的推行者。作为提请逮捕和变更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应是该政策有效贯彻落实的重要协作者和实干者。在适用该刑事政策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在相关环节与检察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行动协同、结果互认。

羁押人口率:落实少捕慎押的另一个面向

中国未决羁押治理实践中长期存在一种可能的偏见,即认为未决羁押率是未决羁押治理水平的主要评价标准,因此无论未决羁押率下降的原因为何,均被视为未决羁押治理的成绩。未决羁押治理水平的评价标准主要应当是羁押人数或羁押人口率,而非单纯的未决羁押率。以羁押人口率标准比较中外未决羁押治理水平会发现,中国未决羁押治理水平有很大进步空间。真正贯彻落实依法少捕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提高未决羁押治理水平的必经之路。从整体视之,则应抓住《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契机,对我国刑事拘留制度予以系统性革新,首先废除37天拘留的实质意义上的羁押制度,并以此为抓手,彻底解决已呈现出结构性特征的未决羁押难题。

少捕慎押的实现路径探析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包含了逮捕和公诉两个方面的政策。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实现逮捕作为诉讼保全和社会防卫措施的本质回归,是贯彻少捕慎押的前提。公检法机关在提请、批准、决定逮捕过程中,全面、严格把握逮捕条件,落实公安机关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创造听取被追诉人意见的条件,是实现少捕的必由之途。在继续对延长羁押期限进行实质化审查、深入持续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基础上,落实公检法机关依职权撤销、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的职责,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申请取保候审和申请变更、解除逮捕的权利,对于实现慎押不可或缺。

少捕慎押刑事政策背景下未决羁押制度的完善进路研究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司法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降低诉前羁押率对落实人权保障、提高司法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在探讨限制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路径。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被党中央确定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该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降低未决羁押率。通过调查发现,自从少捕慎押政策出台以来,一方面国家逮捕率和诉前羁押率都明显降低,整体上取得了不小成果;另一方面在少捕慎押政策贯彻落实上还存羁押率“注水化”和“泡沫化”、逮捕羁押措施适用相对机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没有被充分利用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有司法机关容错机制的缺失、人权保障观念缺乏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未决羁押相关的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因此,在建立容错机制、增强人权保障观念的同时,更需要完善未决羁押相关法律制度,使少捕慎押政策得到充分、长久、有效落实。

检察机关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把握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新形势下犯罪结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及时回应,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对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落实好这个政策,需要全面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具体内涵,通过转变办案观念,准确把握逮捕、羁押条件,依法充分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制定办案规范,编发指导性案例,改变考核方式等措施,实现执行法律和执行政策相统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

羁押听证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解析为视角

羁押听证作为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的重要探索,其制度承担着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重任。通过对羁押听证概念的厘定,在分析其价值的基础上明确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现实条件。通过检视羁押听证制度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的运行状况,发现该制度运行存在刻意回避审查重点,在程序启动上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而当事人启动缺乏刚性规定等问题。为适应办案需求,贴合司法实践,提升适用效果,应细化羁押听证程序中审查重点,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适当控制,明确当事人合理启动条件,重塑以证明责任与证明程序为核心的证明规则。

司法审慎意识深化进程的检察实践研究

以西部地区地级城市Q市检察办案数据为样本,对1979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案件受理数、不捕率、不诉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由此发现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得出五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慎刑”思想应当受到重视;三是全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条件更加成熟,应当抓紧历史机遇期加大加快推进;四是“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落到实处需要立法支持;五是应尽快搭建中西部向浙江等先进省份学习的桥梁。

数字检察视域下非羁押监管模式的实践检视与完善路径

数字监管已成为大数据时代非羁押诉讼监管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形态。建立健全非羁押数字化监管模式,是司法机关充分运用科技赋能非羁押诉讼,破解非羁押监管难题的必然选择,更是有效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助推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囿于数字技术的脆弱性、法律定位的模糊性和适用标准的差异性等因素,非羁押数字监管仍面临人机分离、侵犯隐私等风险,基于当下非羁押数字化监管的适用现状,应当进一步明晰法律定位、规范监管流程以及优化配套机制,以期为非羁押数字化监管的推广适用提供有益参考。

非法储销成品油类危险作业案办理实务

检察机关办理非法储销成品油类危险作业案,可通过自行勘察现场、自行补充侦查、引导侦查等方式全面收集与危险物品种类、数量、作业设备及人员资质、作业时空环境与相关证据,综合认定危险作业罪中的“现实危险”。行为人实施法定刑较轻的危险作业等犯罪,取保候审期间再犯罪且不如实供述时,应予以逮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全覆盖逮捕案件,可以采用羁押听证、听取当事人意见等方式开展,符合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获得谅解或者不适合继续羁押情形的,应依法变更逮捕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办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时,针对案件中反映的社会治理难题,应当在研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检察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