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

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发展,延续至今。论题概括了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其确立依据,阐述了其主要表现和司法价值,指出了其对当前刑事司法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的慎杀理念与死刑控制

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运作主要是以慎刑主义理论及其慎杀理念做为支撑的。基于"人命至重"、"杀一无罪非仁也"的认识,慎杀理念强调死刑运用的"不得已"性,主张"义刑义杀",追求"生道杀民"、"缓死求生"。在传统慎刑观的导引下,中国历代统治者大多着力将慎杀理念贯彻于国家有关死刑的立法与司法之中,上升为法律规则,具体化为各种慎杀制度与配套措施。一方面,从立法上对死刑之数加以控制,对死刑等次进行简化;另一方面,通过死罪类型区分制度、特殊主体宽恤制度以及减死之罚的设置等,对死刑的实际适用进行消解;此外,通过死刑复核、死刑复奏、录囚与伸冤直诉以及赦宥等死刑的救济程序与纠错机制,进一步"化死入生",控制和减少执行死刑的数量。

“少杀慎杀”的死刑复核

死刑复核要真正发挥作用,核心是要在全社会树立＂少杀、慎杀＂司法理念。死刑复核改革应当对司法改革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裂变作用,带动一审、二审刑事程序乃至侦查程序的一连串变革,推动刑事诉讼全局性变革。

“少杀慎杀”的前提是“当判必判”

在很多学院派专家的眼里，礼教伦常的沿袭，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之最大壁垒，譬如“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等。于传统社会而言，法律秩序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清楚；于现代法治社会来说，法律与道德必须有明确的分野。今天的中国，刑罚轻缓化图景已日趋鲜明，少杀慎杀，早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价值取向。

唐初的“用刑宽简”和“恤刑慎杀”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法家的重刑思想始终很有市场。不少专制君主都崇尚法家的重刑理论,希望通过施用严刑峻法折服臣民百姓,以实行他们的独裁统治。当然,严刑峻法的恐怖统治只能积怨于天下,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唐代初期,统治者以史为鉴,锐意改革,摒弃'恃诈任力,苛制烦刑'的统治手法,力行'德政'、'礼治'、'仁义教化'。

少杀慎杀 进退维谷

长久以来“杀人太多”的云南，成为执行中央“少杀慎杀”刑事司法政策的先锋，形成死刑判罚的“云南气候”。然而，李昌奎案之后。

少杀慎杀或不杀是文明进步必然趋势

看了《民主与法制》杂志2011年第23期的《“民意”“上意”与“法意”》一文，我觉得，无论李昌奎“死缓”的最后判决如何，人们看到的是在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下去审视它的审判历程，并期待着见证刑事司法的再一次公正。但从历史上看，死刑的废除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刑罚现象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路径初探

自死刑在历史上出现那一刻起,中国也就开始了限制死刑以致最终消灭死刑的探索。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的路径主要有:限制死刑适用对象,根据犯罪所触犯的罪名、罪犯的身份地位、年龄、犯罪情节等来决定是否对其适用死刑,具体分为绝对不适用死刑和相对不适用死刑,情有可矜、不适用死刑;对疑罪慎用死刑,通过疑狱听赎、疑罪奏谳、录囚与虑囚、会审制度等来限制死刑适用;严密死刑执行程序,建立死刑奏报制度,集中死刑执行权,实行死刑的秋冬行刑制度等。

盛唐刑事政策探析

盛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刑事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的时代,这一时期唐朝统治者重视刑事政策的制定,实行"刑罚世轻世重""恤刑慎杀"和"矜老恤幼"等多项刑事政策,并且用来具体指导刑事立法与司法。在其正确适时的刑事政策与其他统治方式指导下,唐朝出现了百余年间的盛世。现阶段,借鉴盛唐时期宽缓的刑事政策,实行轻缓刑,摒弃重惩刑,正是应时之举。

死刑存废之争的历史演变与未来进路

死刑改革无疑是目前司法改革的重点。中国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经历了哲学层面、法哲学和法社会学层面的争论后,最终回归刑法学本身,目前在"限制"死刑的范围内达成共识。限制死刑论希冀通过借助"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同时逐步实现废除死刑。而未来存废双方在涉及严重腐败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民意等方面将继续存在不可避免的争论。

董必武少用、慎用死刑的思想与中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少用、慎用死刑是董必武同志的重要法治思想,少杀、慎杀是现阶段中国对待死刑的重要刑事政策。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拉开了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序幕。应当从立法上逐步减少并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从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改革和完善中国死刑制度的关键。

邓小平刑罚思想述要

邓小平刑罚思想是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刑罚思想中有关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区别对待,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慎用死刑以及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等重要论述,对今日我国刑事法治之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目标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死刑的适用

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死刑罪名达70个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评价死刑功能，把少杀、慎杀政策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去，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首先是要吃透死刑立法精神，严格掌握死刑的标准，做到慎杀，防止错杀；其次要坚持死缓制度，划清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的界限，把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判处死缓，做到少杀，防止滥杀。

论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对刑法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博大精深,论述精辟,其关于刑法立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位犯罪、死刑以及严惩经济犯罪等问题的论述和见解,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创立、完善与刑事司法实践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华北人民政府死刑程序法令评述

华北人民政府承担着摸索、积累政权建设的经验,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政权作准备的重要历史使命。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规定,死刑案件一般要经过侦查、审判、复核、执行等基本程序。其关于死刑程序的法令虽然离成熟与完备的死刑程序法令还有距离,但其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它把死刑程序提到了保障人民的合法的民主自由权利的高度来重视,把规范死刑程序作为了建设正规政权的重要方面,用程序规范死刑以弥补死刑实体法不足之缺陷,所体现出来的法治精神与慎杀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今死刑复核制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体现了重视人命、恤刑慎杀的价值取向,这种古朴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现今国际刑事人权理念遥遥相应,而我国当代死刑复核程序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抛开了少杀、慎杀和严格限制死刑的价值理念,其结果使重刑主义在立法和司法上大行其道。

中国古今死刑复核制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体现了重视人命、恤刑慎杀的价值取向,这种古朴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现今国际刑事人权理念遥遥相应,而我国当代死刑复核程序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抛开了少杀、慎杀,限制死刑的价值理念,其结果使重刑主义在立法和司法上大行其道。本文首先对古今死刑复核制度价值取向作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今国际人权理论,就当代死刑复核程序的基本价值取向提出个人看法。

从纵囚的论争看唐宋法制的宽严

我国统一的封建法律制度始于战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大变,到宋又一大变。秦的时间很短,法律异常严酷;汉以秦为鉴,渐趋宽缓;而唐则是我国历史上法制最为宽缓的朝代;到宋朝转向苛严;元、明、清均极严酷。而赵宋王朝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严刑酷法的始作俑者。

以“复旦投毒案”为视角浅析民意对死刑判决的影响

各界高度关注的“复旦投毒案”二审结果公开宣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林森浩死刑。由于事出名校,案件一发生便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经媒体报道与网络传播后,迅速发酵为举国关注的公共热点事件,相关司法审判也曝光于媒体与大众眼下。因此,民意,在此案的审判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社会伦理角度来看,这起社会悲剧的审判结果,对双方面言都没有胜负之分;然而,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来看,死刑的判决结果未免过重!这难免让人联想到近年来法学界的热点话题:民意与司法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