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诉”政策背景下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研究

相对不起诉制度作为我国不起诉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因其制度弹性和价值取向备受学界关注。本文以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通过相对不起诉制度与此政策的联系,探寻到相对不起诉制度在此刑事司法政策下的运行过程中,存在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的问题,包括司法人员对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法律条款存在理解不一的情形、制度本身适用率低下、受高逮捕率的影响较大,以及公诉机关内部限制严格等。并就上述问题提出建议,包括细化制度适用条件、保障公诉机关裁量权、公诉机关审慎批准逮捕和创设良好的公诉机关内部环境等,以响应“慎诉”理念,促进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良性发展。

以慎诉刑事司法政策为根据的程序性规模化出罪

国家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是实质性开启程序性规模化出罪进程并将此类出罪固定为司法常态的根本原因。我国刑事法律实际构建了刑事政策主导的分层出罪制度,属于程序性相对非罪化处断的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是受刑事司法政策双重叠加作用的出罪方式,在整个分层出罪制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实定法秩序上,支配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实际控制标准,是“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支撑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制度,是以刑罚需罚性为决定性条件的起诉裁量制度。慎诉刑事司法政策,是明确针对轻微犯罪、以实现程序性规模化出罪为主旨的专门刑事司法政策;实现立法入刑与司法出罪的适度制衡,避免落入微罪轻罪陷阱,优化刑事司法的犯罪惩治与犯罪治理之间的协调关系,是慎诉刑事司法政策无以替代的固有功能和核心价值。实体规范根本无法为程序性规模化出罪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实体规范中的入罪标准与程序规范中的出罪标准,是不同层面的标准,是具有不同功能、解决不同问题的标准,入罪标准是成立犯罪的标准,具有严格限制入罪判断的功能;出罪标准是在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判断公诉必要性的标准,具有审前程序分流、司法相对非罪化处断的功能。实体性入罪标准与程序性出罪标准的关系,实际可以简化为刑罚可罚性与刑罚需罚性的关系。细化程序性出罪必备条件,强化刑罚替代措施附加适用,杜绝检察裁决权违规行使,是规范推进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重要措施。其中,将“符合公共利益”增加为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必备条件,基于司法现实确定“可以免除刑罚”的实际控制上限,是关键性的具体措施。

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运行机制研究

随着系列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以及司法实践中占绝大多数的轻刑化犯罪,均预示着我国已迎来“轻罪时代”,犯罪结构逐渐由重罪向轻罪发生转移。因此我们应重视对于轻罪的治理研究,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该政策以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纽带,减少批捕率;审慎提起诉讼,对于可提可不提的不提起诉讼;谨慎对待羁押,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充分保障人权。从实践出发,明确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功能及价值意义,寻求多方面落实机制,促进诉源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调整轻罪治理方略提供进路。

慎诉视域下不起诉裁量权的困境与纾解

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由刑事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慎诉政策的提出为不起诉裁量权的内涵注入了新的理解,也为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通过实证研究和域外比较发现,由于立法供给不足、司法程序抑制和传统观念束缚,我国不起诉裁量权运作上仍处于适用不足的状况。欲破解运行困境,有必要扩充立法空间、完善司法程序、适用配套措施并健全监督机制,使不起诉裁量权发挥应有的价值功能。

慎诉视角下附条件不起诉的困境和完善

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诉讼政策中,“慎诉”是重要的一环。然而在推行和适用附条件不诉的过程中,远不达标的附条件不诉率、僵化的主体适用条件以及评审标准模糊等一系列问题随之暴露和放大,阻碍着“慎诉”的发展和运行。建议从提高不诉率、改革主体条件和量化适用标准等方面入手,推动附条件不诉的有效适用,贯彻“慎诉”政策的落实。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首先要深刻理解其基本内涵,充分认识该政策对改变长久以来办案习惯和转变传统司法理念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厘清少捕、慎诉、慎押的适用条件,做到区分不同案情灵活适用,防止僵化运用。此外,对于刑事执法司法过程中贯彻少捕慎诉慎押遇到的实践困境和难点,比如思想认识不到位,“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危险性判断缺乏客观认定标准等问题,要结合实践对应检视,找出行而有效的举措,破除办案理念陈旧等制约因素,真正做到“不破不立”,从而助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有效实施,落实“轻轻重重”的办案要求,实现“司法为民”的办案效果。

“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难题与破解

“慎诉”为在审查起诉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明确的衡量基准。“慎诉”的前提是案件达到了起诉条件,其作用主要体现于起诉必要性的判断,对案件实体条件和证据标准的判断影响较小。当前“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已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隐患,其中司法人员的“严打”思维惯性、“慎诉”与司法人员个人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等对政策稳定实施的影响尤为突出。为保障“慎诉”政策行稳致远,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努力:为形成“慎诉”的思维惯性创造稳定的政策环境;动态调整不起诉指标底线,适度鼓励冲高不起诉率;为办案人员办理不起诉创造友好但又监督有效的办案环境;积极推进不起诉案件非刑罚处罚规范化工作,扩大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等。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强制措施制度回归诉讼保障功能,应对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深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在厘清其内涵的基础上规范其适用范围并遵循一定的原则,其实施路径包括正确把握逮捕的条件;进行实质化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用好、用足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理衔接以及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重要作用等。检察机关作为捕诉职能的承担者,是该政策有效施行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充分发挥“司法纽带”作用。时机成熟时,应当对该政策进行延伸,形成“少拘少捕慎诉慎押慎判”的系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

少捕慎诉原则化构建研究

少捕慎诉最开始作为一项办案政策由检察机关在未成年案件中提出,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定性以及不完整性的特征。少捕慎诉作为一项原则是捕诉一体改革的必要措施,是检察机关履行主导责任的必然选择,与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相契合。少捕主体因逮捕权的分散具有多样性,但少捕慎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主体应确定为检察机关。从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吸引力从而扩大少捕慎诉原则适用的角度,将适用范围确定为认罪认罚案件具有合理性。认罪认罚案件中贯彻少捕慎诉原则与检察权司法化存在张力,制度设计上应当将少捕慎诉纳入控辩协商的范围,以此保障少捕慎诉原则发挥实质效力。

公安机关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中的角色及适用

“少捕慎诉慎押”从司法工作理念上升至刑事司法政策,是实现强制措施诉讼保障功能回归和人权保障功能深化的必然要求。该政策从检察机关工作理念中形成,职能分工不同的其他机关如未能消化理解而直接套用或被动接受,则可能导致政策效能低下的尴尬处境。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成为政策理念系统化、全面化的推行者。作为提请逮捕和变更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应是该政策有效贯彻落实的重要协作者和实干者。在适用该刑事政策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在相关环节与检察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行动协同、结果互认。

“慎诉”政策背景下相对不起诉制度完善研究

“慎诉”政策的落实主要依赖于相对不起诉制度。司法实践中相对不起诉存在适用率低、与缓刑界限不清、检察意见落实难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规定不明确、不完善。德国的停止程序制度、奥地利的起诉异议制度等域外经验可以作为修改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参考,建议通过细化相对不起诉条件、扩大撤回起诉案件范围、探索起诉异议制度、建立公安机关移送不起诉制度等措施,完善我国相对不起诉相关制度。

统一证据标准研究——以“慎诉”刑事司法政策背景为中心

在目前中国轻罪社会的转变形势下,国家出台了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司法工作的模式与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实践中最为关键且具有客观性、应用性的证据为切入点,按照统一证据标准的概念从证据的角度研究如何落实“慎诉”刑事司法政策。证据标准在大数据时代被赋予了新的理论含义,并且在技术层面具备了实现可能性,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处在风口浪尖,亟待提高司法理念与水平,统一证据标准对于先进的司法改革与落后司法理念模式的矛盾解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社会治理视域下“慎诉”理念的实践向度——相对不起诉制度扩大适用的再审视

新时代贯彻少捕慎诉慎押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司法人权保障,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化适用,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建构轻微罪多层次治理体系,需要借助相对不起诉制度发挥更高效用。然而,在传统对抗性司法的偏在影响下,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标准模糊、适用程序烦琐、继续处理机制混乱等问题阻碍了“慎诉”理念的司法贯彻。基于此,应当采取以下方案:明确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标准,转变监督模式,注重相对不起诉处理后的制度衔接与保障,推动不起诉裁量权的科学化、规范化行使。

少捕慎诉背景下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不仅与酌定不起诉制度在价值和功能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也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充分适用提供了时代契机。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传统司法理念转型缓慢,不起诉审批程序繁琐复杂,内部考核机制制约等问题,严重限制了酌定不起诉预设功能的发挥。在统筹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背景下,需转变检察人员司法理念,简化不起诉审批程序,优化内部考核机制,确保酌定不起诉制度得到充分高效地适用。

论我国的慎诉制度及其完善——兼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慎重追诉表现为对逮捕、公诉采取近似于定罪的证明标准,并以"跨栏式"的诉讼程序防止滥诉。这种独特的制度建立在诉讼阶段论的基础上,体现了对发现事实真相的不懈追求,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实体性权利,但对其程序权利关注不够。在慎诉制度影响下,高逮捕率和高入罪率都具有相对合理性,在内在成因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逮捕、公诉的证明标准,改变"跨栏式"诉讼程序的机制改革,都无法实现制度完善的初衷。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仍应在维持慎诉制度基础上,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

检察机关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把握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新形势下犯罪结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及时回应,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对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落实好这个政策,需要全面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具体内涵,通过转变办案观念,准确把握逮捕、羁押条件,依法充分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制定办案规范,编发指导性案例,改变考核方式等措施,实现执行法律和执行政策相统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

慎诉的理论展开与制度完善

少捕慎诉慎押是新时代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慎诉要求刑事追诉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检察机关在严格把握起诉条件,保证起诉合法性的同时,应强化起诉必要性审查,充分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发挥不起诉制度的价值功能,减少不必要、不适当的刑事追诉。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层面对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长期持谨慎适用、谨防滥用的态度,对不起诉制度设置严格的适用条件与程序要求。实践中不起诉裁量权运行情况不甚理想,整体上限制有余而适用不足,难以满足实践中的现实需求,刑事不起诉适用面临制度、机制、理念三重困境。欲激活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化解刑事不起诉适用困境,宜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转变检察办案理念,完善绩效考评机制;完善不起诉制度,扩大不起诉范围;构建并完善不起诉裁量权监督制约机制。

坚持少捕慎诉 促进社会治理

少捕慎诉作为浙江省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动诉源治理的最佳途径。浙江省检察机关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认识,增强少捕慎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通过强化平等对待外来人员、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等举措加大依法不捕不诉工作力度,建立赔偿保证金、羁押必要性审查提示单等制度机制;立足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新格局,从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质量管控、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持续推进少捕慎诉深入开展。

少捕慎诉慎押视角下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中,“慎诉”是一项重要内容,贯彻“慎诉”的关键是行使好不起诉裁量权。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主要在于运用好酌定不起诉制度。但当前酌定不起诉长期处于适用率较低的状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除了理念有待更新外,还有适用标准、评价支持体系和后续衔接机制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建议从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与行政处罚衔接及增加其他处罚措施等方面入手,推动酌定不起诉制度的有效适用,促进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落实。

以涉案人员分类处理机制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同一案件中的涉案人员进行分情况处理。对犯轻罪的特殊群体,慎用逮捕措施,并以数字监控手段保障取保候审效果;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人员,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将少捕慎诉慎押与检察听证工作相结合,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监督权,努力让公平正义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