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唐代的急、慢曲子

本文结合《唐会要》及其他有关文献 ,认为敦煌乐谱中的急、慢曲子分别是以急慢为特点的两种乐曲。以“急”为前缀字的曲子是同名曲子的一种变体。唐代的急慢曲子和传统琵琶的文武曲有着历史渊源关系。

敦煌乐谱中的“慢曲子”

敦煌乐谱中的“慢曲子”陈应时在Ｐ．３８０８敦煌乐谱中有七首“慢曲子”，其中无乐曲标题仅以《又慢曲子》为名的乐曲共四首（第四、八、十、十四曲），带乐曲标题的共三首（第十三曲《又慢曲子西江月》、第十五曲《慢曲子心事子》、第十六曲《又慢曲子伊州》）。这些乐...

敦煌乐谱《慢曲子西江月》节奏拟解

敦煌古乐谱,向无暇顾及。月前,洛秦君持陈应时先生《敦煌乐谱新解》(刊《音乐艺术》88年1～2期)来,内附“慢曲子西江月”谱影件,乃始一见。陈文,力作也,文详谱译,又有“词曲组合”之唱谱,其中“慢曲子西江月”以敦煌歌辞[西江月](S2607)之首曲“女伴同寻烟水”配其译谱。 余以为,“慢曲子西江月”者,[西江月慢]也,不宜以[西江月](本调)配之;又,对敦煌乐谱之“节奏节拍”,与陈、与诸学者见解颇不相同。于是,捉笔作此小文,以求正于陈先生及众家大方。

敦煌琵琶谱写卷原本之考察

敦煌文本原本的形成,非常复杂。抄写的接驳,以及正反面的先后处理等等问题,都是本子断代的重要依据。由于长卷往往是由若干张纸粘接而成,这类写本,石窑所出数量较多。敦煌有一长时期不能得到充分的纸张供给,土制纸张又不敷应用,因此抄写者即利用旧纸粘连在一起作为长卷,就其背面抄写。列伯希和3808号的长卷,一面写着: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一面即写着琵琶谱25首曲子。

《敦煌唐人曲谱》节奏另解——与叶栋先生商榷

本人对唐乐素无研究,一九八四年春尚在美国学习之时,偶从英文版《中国建设》上读到叶栋先生所译《敦煌唐人曲谱》,实为兴奋不已,并被叶先生呕心沥血,抱病奋斗,锲而不舍之治学精神所深深感动.归国之后,有幸聆听叶先生讲座,又因创作之需,重读敦煌曲谱.然先出自直觉,以为其节奏分划尚有不足;再深入细研,不禁疑窦丛生.随之被探其究竟之心所驱,进一步将敦煌原谱,林谦三氏译谱,沃帕特(Wolpert)译谱,与叶栋译谱几相对照,遂生四大疑问:

敦煌曲谱研究

本文作者经过多年研究、考证,破译出千年前的《敦煌唐人大曲·琵琶谱》,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这是一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1981年12月3日,作者在济南山东音协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有关论文,这里发表的是其中部分内容的整理文稿。本刊下期将披载全套译谱25分曲。

姜白石自度曲乐谱中的住声与《鬲溪梅令》和《惜红衣》——白石道人自度曲声律考辨之三(上)

在十七首歌曲中,有五首(即《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及《霓裳中序第一》)上下片两结声的双字谱里都有“(?)”,其余十二首,上下片两结声的双字谱里都有“(?)”。“(?)”和“(?)”就是白石自度曲中的住声谱字小住和大住。一、大住和小住宋人把歌曲的结束之声称作住声,也有叫杀声、结声的。沈括《补笔谈》中称杀声,《词源》中有时称结声,有时称住声。如何断定它们是住声谱字?

敦煌乐谱《急胡相问》

P.3808敦煌乐谱是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因敦煌僧人抄写经卷之需要而将三卷乐谱粘贴成一个长卷的.又因为P.3539敦煌卷上存有琵琶二十谱字,因此.这一长卷乐谱原本是三卷琵琶谱,这本可以成为定论.然而,在近期的敦煌乐谱研究中,又出现了如下的种种论说:关也维认为敦煌乐谱中的“口”号和“、”号是“表示歌词之字在旋律上的位置”,由此推论,则在P.3808敦煌乐谱的二十五首曲谱中,二十三首曲谱中都有此两种符号,两首《品弄》虽无“口号”,但亦有“、”号,故它们都可以算作歌曲谱了.席臻贯认为敦煌乐谱中的所有曲子都是“歌、舞、乐三位一体”,故他在译谱之后,又把P.3808敦煌乐谱二十五曲中包括本文所列举的《急胡相问》在内的十五首曲谱,都配上了歌词.洛地以敦煌乐谱中的《又慢曲子西江月》为例,以《西江月慢》词的一字配曲谱中的一个谱字,亦以为敦煌乐谱中的每一个音高谱字全是歌词的旋律音.庄永平为敦煌乐谱配了七首曲谱的歌词,亦把谱中的绝大多数音高谱字当作了歌曲旋律音.这些论说又给敦煌乐谱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文拟以敦煌乐谱中的《急胡相问》为例,透过对这首乐曲的句式结构和变奏手法的分析,以论证P.3808敦煌乐谱就像古代的七弦琴谱那样,是三卷器乐化了的琵琶谱而不是歌曲谱.

关于《敦煌曲谱》研究的几个问题——与陈应时同志商榷

叶栋同志1981年发表的《敦煌曲谱研究》(以下简称《研究》),音乐界褒贬各异.陈应时同志的《评〈敦煌曲谱研究〉》(1983年第一期《中国音乐》,以下简称陈文)否定了《研究》的主要论点和论据.本文想与陈应时同志商榷.一、林谦三对《敦煌曲谱》的谱字和符号都作了解释吗?

敦煌曲谱是唐大曲结构吗——与叶栋先生商榷又一题

叶栋先生对《敦煌曲谱》之研究,在许多基本的重要问题上承继了日本学者林谦三的研究成果,例如,确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长卷古谱为琵琶谱;确认敦煌曲谱二十五首分为三组,显示三种不同的定弦;第二、第三群的琵琶定弦;对二十谱字的解读,等等。叶栋先生本人提出与林谦三先生见解不同之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1.第一组琵琶定弦,叶先生将林谦三先生的Bdga说改为dfgc^1说,后又改为df^1bc^1,这样,其音程关系不变,实为将林氏Bdga定弦移高一个小三度。①对此说我国学术界早有专家提出商榷。

敦煌石窟乐谱——《伊州》考

我国古代盛名卓著的《伊州》乐舞,是唐中叶时期由西凉府都督盖嘉运进献给长安朝庭的.由于伊州古属凉州府管辖,所以被列入宫廷十部乐《西凉乐》部中。宋王灼《碧鸡漫志》云:“《凉州》、《甘州》、《伊州》,《西凉乐》也。”《伊州》进入长安后,受到了中原人民和各届人士的喜爱,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经唐末及五代的战乱,这一优秀乐舞艺术、没有保留至今。令人幸慰的是,在今甘肃敦煌石窟资料中,保存着唐乐谱二十五首,其中有两首为《伊州》和《又慢曲子伊州》.关于《伊州》是怎样产生,隶属哪种民族风格,以及当时所起到的作用,流行,传播等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将对伊州地方的民族、地域,文化背景分三个方面进行考证,其目的是为解读唐代遗谱提供点滴线索.

答《郭煌乐谱曲拍非“掣拍”形式》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2期合刊发表了庄水平的《敦煌乐谱曲拍非“掣拍”形式》一文(以下简称“庄文”),文中对笔者用于解译敦煌乐谱中的“掣拍” 一说提出异议.现谈下面几点以作答.一、笔者前曾以敦煌乐谱中的“、”号为沈括所云“一掣减一字”之“掣”,将谱中凡带此号的谱字和前一字译作合为一小拍.“庄文”对此加以否定.认为沈括之“一掣减一字” 之“掣”应作“装饰音”解.“庄文”说:“就‘掣’而言,沈的‘一掣减一字’似乎是指的节奏时值方面”.因为张炎 《词源》有“反掣用时需急过”之语.故“庄文”又云:“当然,‘掣’为急之义看来是无疑问的”.继而“庄文” 又云:“‘掣’的运用看来是一种短暂装饰音的运用.正如像在后世昆曲中用豁、霍腔等唱法来表示装饰音那样,既有节奏含义又有音高意义。

论西安鼓乐与词体的演变

词是一种与音乐有着密切关系的,可以歌唱的特殊诗体。据史料证明,它孕育于隋,兴盛于唐,造极于两宋,经过历代递嬗,逐渐脱离了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可以这样说,“词完全是音乐的产儿,它的声音笑貌,精神肉体,都是‘克肖其德’”。隋、唐、宋、元、明、清以至近、现代有不少词乐家,如杜佑、崔令钦、段安节、沈括、王灼、赵德麟、曾慥、陈旸、朱权、韩邦奇、凌廷堪、方成培、陈澄、郑文焯、王国维、任二北、唐兰、夏承焘、杨荫浏、阴法鲁、林谦三(日)、夏敬观、刘永济、冒广生、饶宗颐、赵尊岳、刘尧民等潜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功不可没。正如唐圭璋师所说:“词起源于隋唐的燕乐,词乐为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词乐的研究,对象是词的音律,涉及的问题如宫调、

天下第一说敦煌(三)

现存最早的纸卷算书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批古代数学史料，其中包括算书、算经、算表等手抄本，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计量、衡量等史料；此外，还有古藏文数码、古藏文乘法九九表及回鹘—粟特文转写的汉数文字等珍贵资料；共计１７件，均系唐宋写本，是我国现存纸卷算书的...

中国乐队的第二张节目单——留学美国随笔之四

在肯特大学三年的教学中,“什么是中国音乐”的问题一直缠绕着我。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游子心态”,不出家门,不会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在国外的人的确特别爱国;每时每刻,别人和自己都提醒着我们是中国人;再就是“责任感”,一位中国音乐学者、中国音乐指导将选择什么样的音乐来代表和弘扬中国的文化呢? 我觉得。

《佛本行集经·忧波离品次》琵琶谱符号考——暨论敦煌曲谱的翻译

卷帙繁浩的敦煌写本中,有一小张——P 3539,正面书《佛本行集经·忧波离品次》八行,又记《阿含经》书名题目五行,背面杂钞之末,有琵琶谱符号二行。海外敦煌学者,如今大都认为,这是“通读敦煌琵琶谱之唯一资料。”

敦煌曲谱研究

我国西北大地上的一个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以藏有公元四世纪至十世纪的古代艺术文物而闻名于世。在这成千上万的卷子中,发现有一套乐谱,为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的抄写本。它不仅为存见最早的工尺体系的谱子——宋人称为“讌乐半字谱”④,而且篇幅长大完整,内容丰富,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很高。数十年来,我国学者对这幅千年前的珍贵卷子进行了研究,已故的日本林谦三氏也曾在三十年代开始探索并于五、六十年代发表了论文,为继起研究者提供了经验和资料,惟都未能全识其音乐符号,未能将其谱字译出。这样,也就未能把这一唐代古乐付诸音响的再现、付诸演奏的实践和进一步的探索研究。本文拟简要阐述如何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探索该卷敦煌曲谱,并根据初译出的这套由二十五首分曲组成的唐“大曲”音乐,探索其调式调性特点、结构规律和与唐代曲辞形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