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劳信运动视域中的《慰劳信集》

在“慰劳信运动”风潮的感召下,卞之琳于1938—1939年陆续创作了20首“慰劳信”体诗歌,合为《慰劳信集》。从原始报刊爬梳慰劳信运动的大致过程和整体景象,可见慰劳信运动对《慰劳信集》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深刻影响:运动过程的真实场景、各阶层的意识觉醒被纳入写作题材;在慰劳信运动大众化思潮的影响下,卞之琳在择取口语词、方言词和农业意象入诗的同时,依然坚守抗战前诗歌写作的“纯诗”逻辑和形式自律,为抗战诗提供另类风格;卞之琳延续1930年代“小处敏感”的诗艺,从日常生活点滴窥见西北、华北地区新气象。

论卞之琳后期诗歌创作的转变——以《慰劳信集》为例

《慰劳信集》在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历程中具有重要的阶段性意义,受“慰劳信运动”的影响,其中蕴含着作者离开解放区之后热情、全面而系统地书写解放区的创作心态,这种创作选择的内在缘由及其对卞诗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和价值取向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尤值得研究。本文试图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创作流变,分析延安访问的经历是如何渗透到卞之琳后期的诗歌转型的,在审美加工后的记忆又是如何散发独特光彩的。

论卞之琳延安时期的诗歌创作——从《慰劳信集》方向看

1938年至1939年,卞之琳曾在延安访问一年。延安的生活对诗人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卞之琳《慰劳信集》中。现实风格的深化,相对于以往现代派创作的个人风格的拓展,以及"非个人化"的重塑等,构成了《慰劳信集》的主要特色,同时也成为卞之琳重启新的创作旅程的逻辑起点。

《慰劳信集》与卞之琳诗歌风格的转变

卞之琳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慰劳信集》标志着他的诗歌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受时代的影响,诗人创作激情被激发,出于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卞之琳并未放弃前期的艺术理念,而是努力探索个人的诗歌技艺与时代抗战主题创造性融合。与卞之琳前期作品相比较,《慰劳信集》在视角、诗境、意趣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与同时代其他抗战诗歌相比较,《慰劳信集》选择了不一样的理性抒情鼓舞人心与赤子之心贴近大众的艺术途径。《慰劳信集》不仅展示了抗战诗歌的一种新风貌,也是忠实于诗歌艺术,面向大众读者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慰劳信集》为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代表这一转折的创作成果就是《慰劳信集》。这部诗集以其机智、幽默、风趣的风格和所蕴涵的现实主义思想,使卞之琳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而且推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在卞之琳创作《慰劳信集》时,西方现代派诗人奥登于这一时期来华,创作了有关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因此,卞之琳的诗歌创作深受奥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主题、语言形式和修辞手法的影响。

慰劳信运动与《慰劳信集》

在以往的研究里,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慰劳信运动1对卞之琳创作《慰劳信集》产生过影响,但是都没有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本文从梳理慰劳信运动的大致经过与整体景象入手,分别从"慰劳"一词的内涵、《慰劳信集》对现实的书写、卞之琳的情感态度与言说方式的变化等方面,细致讨论慰劳信运动对《慰劳信集》所产生的多种影响。此外,本文还指出《慰劳信集》与慰劳信运动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折射出卞之琳对诗歌艺术的自觉追求以及《慰劳信集》的独特艺术价值。

看卞之琳《慰劳信集》的创作风格转变

卞之琳是近代中国一位有名的作家,是“汉园三诗人”之一,对外国文学有着广泛的研究,写作倾向于表达个人情感,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奔赴延安,在革命根据地,对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将创作转向集体化层面,他创作了《慰劳信集》,从人民大众的视角描写中国革命,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揭示了平凡中的伟大,并用细腻的笔法描绘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除此以外,《慰劳信集》本身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它的语言通俗易懂,容易被广大人民接受,值得后来者学习。因此在当下的教育领域,《慰劳信集》有很大的价值,本文将就此展开研究,从课程思政视域下分析《慰劳信集》创作风格的转变并发掘其对教育教学的意义。

“责任内逍遥”——《慰劳信集》与卞之琳的情感变奏

《慰劳信集》是卞之琳战地行的结果之一,其意义在于,他克服了家国危难之际文人式的“可愧”,从经验和情感上化解了心头重负。通过对战时组织和工作的辨认,诗人为“责任”赋予以“逍遥”的含义。这样的变奏之中有条道德情感的线索,卞之琳也发展出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喜剧美学。

论卞之琳《慰劳信集》中的前中期风格

《慰劳信集》是卞之琳三十年代最后的诗歌集,具有一定文学史价值和审美价值。《慰劳信集》作为卞之琳诗风的转变之作,在崭新风格的显露之外,仍有延续卞之琳前、中期诗风的部分,包括格律化与口语化的结合、戏剧化以及他独有的知性风格。这些风格是卞之琳诗歌自始至终都留存的独特印记,也是诗人能够屹立在文学史的保证。

《慰劳信》:“问”的诗歌与“动”的哲学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风格自延安时期创作的《慰劳信》后开始转变,1938—1939年在延安的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卞之琳开始以诗人独特的视角展现出战争图景与后方人民的生活,而发表于《文艺突击》上的两篇慰劳信则是此种转变的起点与中心。本文从慰劳信的创作与“慰劳信运动”的密切关系入手,结合延安地区的革命话语、文艺政策与民族风尚,讨论卞之琳的诗歌风格与创作哲学的深层变革。

卞之琳的新诗处女作及其他

本文讨论新发现的卞之琳新诗处女作《小诗》（四首）及其《慰劳信集》的评论文章等史料。首先对《小诗》（四首）在内容与风格上学习冰心与异于冰心之处略作说明与辨析;继而在卞之琳诗作批评史的历史脉络中,围绕周木斋、穆旦、陈世骧等人评《慰劳信集》的文章,分析该诗集中新抒情的内容及其表现方法的特点;最后以陈世骧、叶圣陶、李广田等人从音节、字义等角度细读卞之琳诗作的批评实践为例,说明现代诗学史上这一＂诗的新批评＂潮流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等方面的意义。

略谈卞之琳客居延安时的诗歌创作

重点关注卞之琳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对卞之琳客居延安原因的思考,结合《慰劳信集》,重新审视卞之琳客居延安这一特殊时期创作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