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破裂

庆历新政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或由于党争,而是由于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的破裂。具体表现在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直接对仁宗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宰相词人晏殊

晏殊(公元991-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进贤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他出身寒微,自幼好学善文、天资聪颖,历真宗、仁宗两朝,尽心为国、办学兴教,尤以举荐贤能而闻名,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官至宰相。欧阳修评价他“为人刚简,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苏颂言其“遇事持正,动循规准,不为势怵,不为利回”。

庆历四年太学独立建校的原因及影响探赜

庆历四年太学的独立设置,标志着北宋的教育重心从品官子弟向平民子弟转移,开启了宋代教育发展的新纪元。为弥补宋初人才培养和选拔体制的缺陷,顺应教育下移的时代发展趋势,仁宗朝廷在借鉴西汉至五代各朝中央官学体制架构的基础上,结合历代朝廷重臣所提的兴学建议,延续了当朝初期的太学馆制度,专为八品以下及庶民子弟建立太学,以期实现为国育才的目的。庆历四年独立设置太学受当时教育改革环境影响,是仁宗朝廷改革不合时宜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体制所取得的代表性成就,对当时及以后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千古忧乐范仲淹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早年生活坎坷,27岁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政绩卓然天下,被称为宋朝“文武第一人”。作为政治家,他参与主持“庆历新政”;作为军事家,他在防守边塞的战争中“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采取正确的策略,军威大振;作为文学家,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后世对范仲淹评价颇高,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毛泽东则赞誉其为中国历史上“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

庆历党争与欧阳修《朋党论》之关联探析

北宋庆历四年,范仲淹等士大夫对新政的持续推行触发了新旧两党的激烈党争。这次党争有着深刻的起源和鲜明的特征。在庆历党争的关键时刻,欧阳修通过对历史上数次党争的反思,写成《朋党论》一文并上奏宋仁宗,提出对朋党问题的理论认识。

论庆历贬谪诗风——以苏舜钦、欧阳修为例

北宋诗人苏舜钦和欧阳修的贬谪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苏诗以愁苦愤懑为主,虽常有旷达之音,但仍不掩压抑沉重;欧诗则真不以贬谪为意,大有诗酒流连、热心生活之态。他们的贬谪诗既有宋诗“以理入诗”的普遍特色,又清新自然,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对于达观的追求是庆历年间贬谪诗的基本风貌,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而着眼于文学史,这样的诗风也有着明显的传承和流变关系。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庆历三年(1043),参与庆历新政,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庆历五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皇祐四年,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文学成就突出,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宋人不言慶曆“新政”“新法”“變法”考——基於觀念史的個案研究

宋人雖常以“新法”“變法”“新政”賅括熙豐政事,但未曾以這些詞彙歸納慶曆之政;當代文史著作常言“慶曆新政”,這説法卻不見於清代以前文獻,原因何在?本文考析宋人慶曆書寫,指出:(1)熙豐變法時期宋人從未直接比較范、王改革主張,也不曾認爲慶曆、熙寧更革是可比的對象,這些聯繫待朱熹而後始。今人或曰熙豐變法之時,慶曆革新派趨於保守,這固屬當代觀點,卻非宋人認識;(2)范仲淹故後,對其顯有貶評者只有梅堯臣、宋神宗、王安石三例,後二者對范的批評,反映熙豐變法主事者並不完全認同慶曆改革;(3)歐陽修等慶曆當事人認爲范仲淹改革失敗皆因“群言營營,卒壞於成”,可是徽宗朝以後卻出現“慶曆之治”説法,其内涵又被簡化爲仁宗能“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這説法無法揭示慶曆之政真正特色,又故意忽略慶曆改革主事者因“衆訾成波,擠落在外”的事實,卻有利於范仲淹作爲忠義第一人形象的建立;(4)宋人從不曾認爲慶曆之政有違祖宗之法,這是宋人不言慶曆“新”政的根本原因。南宋以後論者以范仲淹爲“守我宋之家法者”,進一步確立這觀點。

儒仙:庆历风韵与《世说新语》的对话

《世说新语》注重统合儒、道思想,形成儒仙观念,而儒仙以儒士的人格操守为底色。《世说新语》有意记录刚毅谅直的魏晋士子。宋仁宗朝士人青睐《世说新语》,与《世说新语》对话主要围绕风操与渊静两个层面,如独击鹘般立朝大节,探索诗意居世的具体方式。这种对话并非单纯的效仿,而是在继承基础上有所新发展。酒隐、地仙体现宋型人格的鲜明特征。庆历风韵作为宋型美学的初成样态,《世说新语》对其发挥了一定的启发、引导作用。

变异的颂声:庆历之际政治文化情境中的《庆历圣德颂》

《庆历圣德颂》是北宋大儒石介作于庆历新政前夜的一篇大文字。由于它对石介本人及新政都产生过消极影响,故后人皆强调石介贬奸取祸,而忽略此颂以褒贤为主的本质。《庆历圣德颂》名为圣德颂实为名臣颂,采用合颂群臣的体制,是庆历之际声望政治在文本中的投射。石介借天子之口总结当代史,分别贤不肖和“庆历四谏”共同维系革新派的舆论战线。这反映了舆论对权力的干预。《庆历圣德颂》的群像结构也与石介的共同体意识有关。石介热衷描绘群像,期望以群体力量变革现实,同时也重视其中的领导者,善用“是是”型舆论书写敦促其有为。《庆历圣德颂》与他给富弼的书信相呼应,意在向明君贤臣施加舆论压力,督促他们致治太平。故石介在大功未成时作颂,是为达成多重舆论效应。

新刊《宋张仲绾墓志》考释

新刊《宋张仲绾墓志》的墓主张仲绾出身于北宋世代为官的士大夫精英家族。曾祖父张齐贤为太宗、真宗朝名相,祖张宗礼、父张子奭亦曾为官,张子奭屡次出使契丹、西夏,因功获得荫补资格。张仲绾荫补出仕,为官三十余年,由太庙斋郎升至正八品奉议郎,历任县主簿、州司理、县令、监仓、知军、知州等职事官,体现了北宋荫补出身的下级文臣仕宦生涯的艰难历程。张仲绾墓志铭对研究张齐贤家族的兴衰、北宋基层行政事务的运行、四川地区的军政和盐政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花洲书院:《岳阳楼记》诞生地

一四月的早晨,在邓州市的花洲书院,鸟鸣清脆,河水荡漾,白色的柳絮随微风四处飞扬。越过千年时光,人们含着敬仰,脚步放轻。这里,那里,浓郁的芬芳中,分明伴有阵阵书香。曲径通幽处,一个女子领着一群孩子,孩子们个个昂首往里走,边走边诵:“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庆历新政中,范仲淹很想有一番作为,但是阻力重重,就像一场又一场疾风骤雨。新政失败,他从参知政事先贬邠州,再贬邓州。一生四海为家、走南闯北的范仲淹,这一年五十七岁了。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宋学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形成与汉学迟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在其创始阶段（庆历新政前后），即表现出疑经等重大特色。它摆脱了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从而创造了义理之学。不容忽视，宋学的建立与庆历新政有着本质的联系，而范仲淹则起着组织和带头作用。嘉、治平年间，宋学步入发展阶段，形成著名的四大学派，其中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占据主导地位，而以二程、张载为首的洛、关理学派终北宋一代则处于形成时期。四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表现出思想和学术上的重大分歧。南宋一朝，宋学发展到演变阶段，作为它的分支的理学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之对立的则有浙东事功派。由于理学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同现实生活脱节，日益走上空疏道路，因此隐伏了必然衰落的因素。宋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向理学的演变，无不与两宋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庆历兴学——宋代官学教育自发向自觉的转折

宋初官学教育发展较为滞后,呈现出重科举轻官学的现象。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上层认识到人才和教育的重要性,开始有目的的推动官学教育发展,史称"庆历兴学"。庆历兴学改革,是宋代人才培养的历史性时刻,是宋代人才培养的一次标志性转变,标志着宋代官学教育由无意识的自发阶段转变为有目的的自觉阶段。庆历兴学所倡导的官学教育理念为后面的两次兴学打下了坚实基础,最终使宋代官学教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

范仲淹在创通经义、革新政令与书院讲学三个方面,奠定了宋学的学术精神。特别是他推动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使他成为宋学的开创者、奠基人。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阳书院的学缘关系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

晏殊平议——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

过去对晏殊及其词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从晏殊的仕宦经历入手,可以对晏殊的政治品德以及在庆历新政与兴学中的历史作用作一厘清。晏殊一生并非"富贵显达"、"仕途顺利",反而因为"赋性刚峻"而"屡遭拂逆"。从政五十年,约有十六年时间在贬谪或者外放中度过。庆历新政(庆历兴学)时期,晏殊在政治和人事安排上支持改革,是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的有力支持者;晏殊积极崇教兴学,是欧阳修等兴复古道,崇尚韩、柳,进行诗文革新的先导。晏殊在诗文词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对当时文坛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历来学界仅仅以他的词来评价晏殊的创作成就并不合适。而对晏殊词的评价,也有必要从多个方面作新的认识。

“庆历易学”发微

"庆历易学"指庆历前后学坛易学,以往学界对这个易学派别未加注意,实际上该学派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开宋易系统之先河。首先,"庆历易学"开宋学重《易》风气之先。其次,"庆历易学"开宋易系统解《易》风气之先。最后,"庆历易学"开纯以儒家义理解《易》风气之先。"庆历易学"重《易》、解《易》风气的实质是学术范式的转换。"庆历易学"是以范仲淹为核心的学者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

庆历“太学新体”新论——兼论欧阳修对庆历“太学新体”的促进

学界通常认为北宋"太学体"是一种以"奇涩险怪"为主要特征的古文,然而北宋庆历"太学新体"反映的实际是科场文章的流弊,其中尤以律赋为代表。"太学新体"的形成与庆历科举新政有密切关联,欧阳修庆历二年所作的《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则直接推动了"太学新体"的形成。被张方平指认应当承担责任的石介,则是欧阳修"赋者,规谏之文也"观念的忠实贯彻者。张方平排抑"太学新体"主要针对的是形式逾制的科举程文,客观上却阻抑了古文的"载道"、"济世"精神在科场文章中的发扬。

论庆历兴学对北宋书院发展的影响

北宋庆历年四年,范仲淹试图以改革科目设置和人才选拔方式等手段来促进官学的发展。官学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使北宋前期曾经替代官学培养人才的书院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北宋著名的书院纷纷从历史长河中消逝。但并不能断定这就是北宋书院的衰落,而只能认为是书院由官学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转变过程中的低谷,为北宋后期书院的转型积累了厚实的基础。

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

宋明理学的光环往往误导了人们对宋初百年士风的看法,宋初士风承袭晚唐五代余风,道德节义观念缺位。宋初百年士风演进的过程,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是道德逐步振兴、士风由颓废消沉逐步走向高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