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宪法解释的制度安排已由“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转向为“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这一变化意味着启动我国解释程序机制的现实要求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因此,从学理上探讨我国法治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以及其何以完善与落实等问题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我国目前可供讨论的宪法解释模式有四种,即立法型宪法解释、抽象型宪法解释、附随型宪法解释与独立型宪法解释。其中抽象型与附随型宪法解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解释模式。鉴于抽象型宪法解释已开启了我国宪法解释之门,当下亟需启动的是附随型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该机制可在备案审查和由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中加以落实,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审查与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对相应宪法条款的内容作出解释,从而以此启动附随型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以便真正落实我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宪法的“天衣”在于实施:基于“五四宪法”的宪法监督之“缝”的思考

“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典型地体现在其确立了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却落下宪法监督主体虚设、宪法解释缺位、改变或者撤销机制错位的规范之“缝”。“八二宪法”,通过增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明确宪法解释权、备案审查等依托机制建章立制等方面,在规范层面的“天衣”补“缝”,也形成了中国宪法监督的“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撤销”三元规范结构。循此结构,新时代以来,补强宪法监督机关、落实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三线接续并进,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编制宪法“天衣”的“无缝码”。如是梳理,以宪法监督为例,在宪法发展的阶段接续中,在规范和实践的螺旋互动中,呈现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五四宪法”之维。

论党内法规的宪法渊源功能

党内法规具备宪法渊源功能,它既能够在宪法修改中充当修宪渊源,也能够在合宪性审查中充当认知渊源。以宪法文本的认可和党内法规是否涉及宪法关系、是否涉及实定的宪法关系为标准,我们可以识别出具备宪法修改渊源地位和宪法适用渊源地位的党内法规。在修宪活动中,党内法规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修宪机关互动的方式转化为宪法内容;在合宪性审查中,党内法规主要通过与宪法解释相结合的方式为合宪性审查依据提供内容。在诸多认知渊源中,党内法规、党和国家政策、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成例、部分国际条约都属于合宪性审查机关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应当优先适用,民族风俗习惯属于可以适用的宪法渊源,其适用顺位低于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

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对话

方法多元化的现象已次第呈现于我国宪法学界,"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是于此背景中出现的两项方法风格.通过两者的对话,宪法学方法论的智识结构可大致地展现为两个层面:围绕实定宪法秩序以及在此基础上适度地保持宪法学方法论的开放性。由此,虽然两项方法风格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各自的学术主张,但无论从理论结构还是内涵上,两项方法论诉求之间更多的体现出交叠共识.

何谓宪法解释?

关于宪法解释的概念,国内学者大致围绕宪法解释的主体、客体、场合、目标四个方面展开,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关于宪法解释主体、客体、场合、目标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如果从构建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着眼,可将宪法解释的主体和场合分别界定为“违宪审查机关”、“宪法诉讼”。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解释的客体应当理解为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即“宪法文本”。从哲学诠释学角度看,宪法解释的目标是立宪者、宪法文本和宪法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产物。因此,宪法解释的概念应当重新定义为:违宪审查机关在宪法诉讼中对宪法文本含义的阐明,这一含义是立宪者原意、文本意图与违宪审查机关意图三位一体的融合。

宪法解释的功能、原则及其中国图景

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宪法解释是宪政理想现实化的必由之路,其核心功能就在于宪法的适用,由此而产生的其他方面的功能只能是第二位的、派生的。历史解释原则和共时解释原则皆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间,但它们在我国目前所能发挥的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且难以得到实证支持。"宪法该由谁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宪法得以真正适用之后,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

《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

宪法解释是宪法适用的主要方式,经常性的宪法解释可以为宪法实施提供必要的基础与方法。而宪法解释程序则是宪法解释运行的时间与空间规则的集合,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有助于规范宪法解释行为与程序,有助于为启动宪法解释、完善我国宪法适用制度提供可能的条件。为此,有必要制定我国的《宪法解释程序法》,以此寻求宪法适用的契机。

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

宪法解释应当以何种方式展开是中国宪法学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对美国1793年确立的“禁止咨询意见”原则的探究可知,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宪法解释机关的功能相适应。虽然各个国家确立了不同的宪法解释模式,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功能适当原则”。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宪法解释只能适用抽象解释的模式,宪法解释程序的建立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普通法权限中的宪法解释

普通法发源于英国,但法学体系中的宪法解释学却是在美国起源并在普通法体系中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实践引发了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即法官宣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包括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无效是否合法,法官如何解释宪法,法官如何发挥能动性从而在审查立法行为时能做到多大程度的自我控制。通过分析可知,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目前也存在着许多解释宪法的理论、方法和方式,而对于司法能动性适合于何种情况却仍然是美国宪法辩论的中心问题。

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中国语境与制度逻辑——兼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形式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近年来我国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德国法上的合宪性解释是指由联邦德国宪法法院主导的法律解释原则与方法,是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的产物。但是,将法律合宪性解释引入我国时,必须适应当下中国的法律解释的体制与实践,并且与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和宪法审查制度相衔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必要与可能,如果割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合宪性解释方面的分工与合作,法律合宪性解释就不可能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我国法院的法律合宪性解释是适用宪法的具体体现,包括援引宪法条文说理,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合宪性进行阐释并在必要时解释宪法三种基本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请求原则对法律的合宪性质疑或者疑问予以回应,阐释法律合宪性的理由和依据,并且解释宪法,从而实现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在法律合宪性解释上的程序联结,推动我国宪法的实施。

宪法解释的方法体系

宪法解释中的不同方法、技术与规则 ,构成宪法解释方法论。从现代宪法解释的理论 ,尤其我国宪法解释案例运用的解释技术、规则与方法的实际情况来看 ,文本解释方法、原旨解释方法、结构解释方法、平衡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 ,构成我国宪法解释学中宪法解释具体方法体系。认识和研究我国宪法解释中的解释方法学 ,是启动和开展宪法解释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我国民事判决中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的解释——以2008-2016年103份民事判决为样本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自2008年至2016年共有103份在法院说理与判决部分提及"言论自由"的民事判决。从对这些民事判决的分析可以看到,法院在对言论自由条款的解释中,在言论自由的界定、价值、法律边界、判断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尽管在利益衡量具体方法的选择以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边界确定等方面确实还存在很大的不足,但法院的这些努力无疑对确定言论自由条款的含义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宪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非解释性宪法适用论

在当下宪法学界明显出现了一股宪法保守主义的学术思潮,似乎只要一提"宪法的司法适用"或"宪法司法化",就突破了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基本制度,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可能性。自2008年以来一些宪法学者另辟蹊径,开始重视并运用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合宪解释",达致宪法司法适用之目的。由于合宪解释包含着解释宪法与不解释宪法的两种情形,而解释宪法情形下的合宪解释仍然与我国宪制相冲突。在我国宪制下只有采取一种不作任何宪法解释的司法适用,才能与我国宪制相契合。这种不解释宪法的方法是"非解释性宪法适用"。其正当性在于:遵循明确含义规则合乎法治要求、宪法自身对国家机关的拘束力、合乎我国宪制、宪法是最高法律规范。

宪政与方法: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宪法学之研究方法转型

宪法学之研究大致基于三个层面:价值宪法学、规范分析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公允说,当前宪法学之研究还多停留在价值宪法学与规范分析宪法学层面的研究上,宪法解释学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尚未成为一种学术主流。在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就是依宪行政的当下,必须把宪政所蕴涵的真理性价值转换为制度性的选择与建构;学术界的贡献则主要是为国家宪政机制提供一套得以运行的方法,这套方法就是宪法解释,研究这套解释方法的学问就是宪法解释学。因此,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就是关乎宪法学研究方法转型的大问题,也是确立宪法解释学的核心与关键问题。

关于最高法院“6·28”批复性质的解析——由个案到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6·28”批复的性质是普通的法律解释,不是宪法解释,最高法院没有行使宪法解释权,在目前的宪法体制下最高法院无宪法解释权。在最高法院司法公信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今后改革的方向也不适宜把宪法解释权归之于最高法院,建议用尽现有制度所许可的空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置专门的宪法委员会,行使对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职责。同时转变宪法解释的观念,在宪法解释的机构、组成、程序、方式等方面加以完善。

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

中国现有的宪法解释学研究多注重宏观的理论研究和法哲学层面的思考,缺乏在个案中对宪法解释的理解和分析。艾尔弗斯案在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此案来观察和说明德国宪法法院对诸种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论证和判决的过程,可以为中国当前的宪法解释学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借鉴。

美国宪法解释方法论之辨思

自美国宪法诞生至今,关于宪法解释方法存在着各种方法论流派,大致可以把它们概括为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原意主义与非原意主义、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历史主义、德沃金主义和基础主义等。不同的方法,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宪法解释方法论之梳理与辨思,在于揭示其内在法理及差异,为正确解释宪法文本提供理想之途。

论“国家所有”的规范构造——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所有”的解释进路

基于法律概念与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开放性逻辑联系,对"国家所有"的解释应当从逻辑要素、价值要素和规范要素三层构造的角度进行规范解释。"国家所有"并非国家所有权,二者之间对应为观念和权利、制度和事实的差别。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所有"虽然从文义看是特定经济制度的表达,但实质是在强调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是国家主权的宣示,是特定的国家经济制度,是意识形态的展示。确定特定自然资源的归属,从宪法实践来看,必须实现从观念到权利的转变,即要实现"国家所有"到国家所有权的转变,必须重视部门法的细化作用,并发挥基于市场的平等交换原则或者补偿原则在国家所有权实现中的作用。对宪法文本中词语的理解必须坚持规范解释进路,将词语的规范构造、文本意图与制度建构结合起来,作为有效解释宪法文本的方法。

授权与解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变法模式之分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变动调整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方式实施的。假若授权合法,那么,"暂时停止实施"法律在国家特定区域的效力无疑属于法律的修改,而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有权以"决定"的方式暂时停止实施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效力的。然而,这种授权模式值得商榷:《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10种情形都是在国家立法机关未制定为法律的条件下的授权。然而,关于外商投资的情况我国是由法律规制的,这就是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这与《立法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授权的情形是不一致的,法无授权不得逾越。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无权授权的。当《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有关外商投资成立、分立或期限延续等行政审批的规定与改革开放的现实发生冲突而无法正确适用法律时,国务院或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应当依照《立法法》第四节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然后依照法律解释的法定程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如何适用法律的解释案。这应当是法制变革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