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移民问题再探——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

通过对中原的贫民、流民、"应募士""徙边者"以及胡姓移民等几种类型移民群体的研究得知:中原移民以"关东下贫"为主,其中贫民、"应募士""徙边者"迁徙敦煌郡主要由当地政府遣员护送,而流民迁徙敦煌郡往往需要敦煌郡遣员招揽.敦煌郡极为重视移民接待安置工作,一般会给中原移民划定居住区域,分配田宅,并关注其后续生活.随着中原移民不断进入,敦煌郡劳动人口得以补充,农业经济获得发展.与此同时中原的生活习俗、儒家文化等传播到敦煌,形成移民文化,中原文化还以敦煌为中转将影响扩展至西域地区.此外,由于敦煌郡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外来胡姓居民也在此活动乃至定居,这些胡姓居民对于有助于推动西汉敦煌郡畜牧业、商业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助益.

由悬泉汉简“祭祠具”谈汉代河西边地的社祭与臈祭

“祭祠具”简文分别见于悬泉汉简和居延汉简,二简均为简札,文书书写格式相近,内容相同。推断二简文所记为汉代“祠具”,即有关举行祭祠仪式时所应备具的祭食种类和数量的规定。此“祭祀具”简文与“祠令”相类,具有法律效力。综合汉简记载可知,敦煌悬泉置和居延地湾遗址出土的“祭祀具”使用范围应包括河西边地的社祭和臈祭仪式。

从敦煌悬泉汉简看早期草书的演进模式与状况

悬泉汉简中系统有序的草文字书写是考察早期草书演进情况的绝佳标本,通过图证分析,可以看出早期草书的演进具有纵引主线和横展辅线两条基本线路,而书写的捷易追求与字形的易别原则构成了早期草书得以正常演进的“推促—牵扯”的二元引擎,文书传抄与草书教习是早期草书阶段草法得以确定、普及的两种基本方式。

敦煌悬泉置简文记录的风灾

汉代丝绸之路沿线的生态环境形势,是实现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水草",即水资源和植被状况,以及野生动物分布的情形,都成为丝路交通的生态环境保障.而气候条件尤其重要.气候因素必然会对水资源和自然植被的形态产生影响,无疑也制约着野生动物的生存,亦直接作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以及丝绸之路交通条件.考察汉代气候状况时,不宜忽略当时"大风""狂风"等天气对河西生活、生产乃至交通形成的危害性作用.通过出土文献资料中相关信息的整理和研究,可以增进我们的认识.悬泉置汉简"会大风""逢大风"简文,是值得珍视的丝绸之路交通史、丝绸之路生态史记忆.

《悬泉汉简(壹)》札记二则

悬泉汉简Ⅰ90DXT0116S∶5释文存在可以校改及补释部分,其释文中“出卅五人”可改释为“士卅五人”,并可补释“以食骑”三字;结合书法笔迹及文书内容的关联性,可将Ⅰ90DXT0116②∶148与Ⅰ90DXT0116②∶150可缀合编联为同一份册书。

悬泉汉简新见钱券考释一则

《悬泉汉简(贰)》中编号为I90DXT0210①:3的文书简是一枚出钱券,简文中漏释之字应为“文”字,指用现钱支付。简文内容为少内啬夫辅向代替厩御孟子执行送客任务的平民孟延年支付975钱的记录。其中“客五人”应是敦煌郡广至县到悬泉置劳作的庶人,975钱应为由县财政支付的本次送客任务的专项经费。此外,结合秦汉券书的使用情况及简文内容等方面信息综合判断,此枚钱券的形制应为三辨券。

悬泉汉简所见传与传信考

传信与传均为汉代常见的通关凭证。传信由御史大夫所签发,通行于全国,多与西域事务相关。原件由使用者随身携带,御史大夫府存有备份,传信在全国范围内均有效力,传信丢失或被盗,御史大夫将会向全国下发文书进行追查。传为地方官府签发的通关文书,内容多与地方行政事务有关,其效力仅限于签发机构所管辖范围。传信与传在使用过程中沿途各接待机构需要对其真伪进行查验,按照原有文书格式进行抄录。

《悬泉汉简(贰)》所载“东乌泽亭”地望蠡测

《悬泉汉简(贰)》由三枚简组成的册书完整地记录了敦煌郡广至县“东乌泽亭”相关情况,至于“东乌泽亭”地望,则因史料有限而尚无结论。从传世文献及考古调查发现来看,汉唐时期在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截山子以北的区域存在广阔的湖泊水系,乌泽就是其中的一片湖泊。这里也曾是敦煌主要的农垦区。因此,悬泉汉简所载“东乌泽亭”即在此附近,也就是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芦草沟城一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段业在此开置乌泽县,隋代乌泽县并入常乐县后,乌泽这一历史地名随之湮没消失。

试论悬泉汉简隶书的隶变轨迹

悬泉汉简是我国西北地区一次性出土数量最多的简牍,其文字以隶书为最主要书体,能够系统看到隶书前后的书体发展演变规律,是研究隶变最丰富、最有代表性的实物资料。通过对悬泉汉简中汉字笔画、形态、线条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可知:其文字隶变最明显的特点是字形结构逐渐简约、抽象,横画出现了波磔和“蚕头雁尾”,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书写规范,加速了汉字书法艺术化演进,为当代书法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实物范本和风格借鉴。

悬泉汉简所见传食研究

悬泉置是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西段设置的一处集官方接待、政令传达、邮书传递为一体的综合机构,即传置。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相关饮食类文物和汉简记载,可知驿置为往来人员提供传食服务,所提供的传食种类主要有粮食、肉食、酱食、蔬菜、水果、酒饮和甜食等,可谓品种丰富。通过研究可知,传食者的身份有四类:外客、公职外出办差人员、奴隶和刑徒以及违规接待人员。悬泉置传食种类以及传食者相关活动、服务,既是对农耕经济在河西走廊充分发展的鲜活反映,也是对河西走廊东西文化交流盛况的见证。

悬泉汉简所见长安与西域的互通交往

悬泉置是汉代从长安通往西域沿途诸多驿站之一。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曾根据汉朝政府所颁发的传信内容为过往的王公、使者以及贵人提供出行的传马、传车等交通工具,并专门配备负责语言翻译的译者为西域诸国使团进行服务接待。悬泉置见证了汉朝政府与西域诸国的外交往来,其中包括汉与乌孙的和亲队伍、龟兹等西域各国前往长安的朝贡使团及跟随匈奴日逐王归顺汉朝的将领。随着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汉朝政府与西域诸国的往来日益密切。不仅西域的佛教经敦煌传到了中原,西域治疗疾病的偏方也传到了中原。同时,汉朝也曾多次向西域派遣太医,这些都是中西互通交流交往的典型反映。

西汉敦煌郡厩置传马的配置、损耗与补充研究——以悬泉厩置传马为中心

传马在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汉敦煌郡传马配置总额为360匹,而悬泉置等各厩置定额为40匹,而厩置实际传马数额却上下浮动变化,且往往稍稍超出定额,以应对传马的耗损。悬泉置传马数额极端时,可多达50余匹,少至10匹,推测或与运输压力过大、出现临时性重大接待任务等因素有关。西汉敦煌郡使厩置逐月上报传马名籍和传马出入簿,对传马进行制度化管理。传马名籍使政府能够清晰的掌握各厩置每匹传马的详细“身份”信息,而传马出入簿则可反映各个厩置传马的整体状况。尽管西汉敦煌郡重视传马,为其配备马医,并展开定期巡视检查,又在饲料上提高标准,但传马损耗仍难以避免。传马损耗的主因应为疾病,此外还有用马过剧、草料不足等多重因素。敦煌郡传马损耗速度较快,一般一年就可将厩置中所有传马淘汰换新,甚至有时出现超过定额的“过员”现象。厩置逐月上报传马损耗总数、死马售卖金额等信息。而马匹销籍须经多方联合勘验审定,以防弄虚作假,最终淘汰或死亡的传马会流入肉食市场。为弥补损耗,西汉政府常会采取马苑调配、民间购买、厩置互调等渠道补充敦煌郡传马。西汉敦煌郡马的养牧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悬泉汉简》所记传舍厕具“清倨”考

《悬泉汉简》中所记传舍设施“清倨”应为厕具,“清”是厕所的婉称,“倨”当读作“踞”,指伸足而臀坐。“清倨(踞)”是厕坑上面坐便用的台座,与悬泉置遗址高级传舍厕坑上的圆木方框相对应。这种装有木制台座的坐厕与保安山二号汉墓中的石制坐厕相类同,是汉代部分王侯、贵族及高官坐便习惯的反映。“清倨”在《悬泉汉简》中亦作“清踞”,出现在传舍检查记录中,说明这种厕具是当时此类传舍的常规设施。未配备厕所的普通传舍,住客白天可以利用置内公厕,晚上起夜则可能会用到“虎子”“行清”等小型可移动便器,也能较好地解决如厕的问题。

悬泉汉简与汉代文书行政研究的新进步——以公务用券和简牍官文书体系为中心

与里耶、甲渠候官等遗址相比,悬泉置遗址更具基层性,是很多具体行政行为的发生地。因此与甲渠候官等遗址簿籍类简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不同,其出土官文书中公务用券等占比较高,接近《周礼》等典籍所示官文书体系。同时,悬泉汉简也能推动簿籍和通行公文研究。尤其是其中“关书”“辞”等此前不为学界所重视的材料,对理解《文心雕龙·书记》有所裨益。悬泉汉简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学界关于汉代简牍官文书体系的认识,为重新思考汉代简牍官文书分类提供了思路。

译使萍踪:悬泉置汉简所见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

西域诸国间的交往,是悬泉置汉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往来其间译使的接待与管理借助大量的传文书与接待记录体现出来。该文以日逐王、龟兹王及焉耆、危须一次使团的接待,探讨其中涉及的各类文书体现出来的译使管理制度。如“日逐王”降汉的时间应该在神爵二年,迎接日逐王的人员除了郑吉之外,还专门派人员由长安到敦煌、酒泉主持迎接一事。“乐汉衣服制度”的龟兹,在其国王绛宾娶乌孙公主的大女儿之后,为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

悬泉汉简与楷书形成问题探究

对于楷书形成的研究,学界一般认为其是汉末产生,逐渐发展至唐代完备成熟,这一观点似乎已是定说。近年来,秦汉简牍的陆续发掘公布,为我们全面认识和重新理解楷书的演变脉络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启功先生的汉字字体学理论,对悬泉汉简中的“类楷书”^(①)现象进行深入挖掘和细致分析,认为早在西汉时期有关楷书字体的相关要素已基本发展完备,且在日常书写中已有较为规范的楷书出现。

悬泉汉简书体及其书法析论——兼谈早期行书、楷书特征

本文以《悬泉汉简(壹)》刊布的简牍为研究样本,首先梳理了历代关于“书体”的考述,结合实用性和审美性的人为区分,进行了“书体”与“字体”的辨析。然后根据悬泉汉简字形的特征和差异,分书体论述了早期隶书遗迹、规范隶书、俗笔隶书以及草书书法特征。同时重视书体间的联系,分析早期行书和楷书在笔势、笔法、结体上具有的相似特征,并认为悬泉汉简反映了汉代多体混杂的实用性书写状态。

悬泉汉简人名校订十五则

新近出版的《悬泉汉简(壹)》至《悬泉汉简(叁)》共辑录了7186枚简牍,其中人名简1957枚,是研究汉代姓名文化的宝贵资料。我们在对这些简牍中的人名进行整理时发现部分人名的文字隶定或需要再斟酌,文章共整理出15条人名进行校订。

悬泉汉简所见“鞫所式”考

式作为官文书范本见于史书,悬泉汉简中有五枚简构成的册书可称之为“鞫所式”,这份册书是上级部门发至地方的行政文书范本,内容与赦罪、刑徒刑期等相关。这份册书展示了汉代行政文书管理规范化与标准化的特点。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文书传递机构研究

汉代文书传递机构主要有邮、驿、置等,邮在秦至汉初为传递紧急事务文书,西汉中后期为驿所取代,西汉末年至东汉则为“置”的附属机构,主要传递普通文书。“骑置”为驿服务并不承担传递文书的任务,驿取代邮传递紧急事务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