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观众接受的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本体透视

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如果与原著相比较,都会存有因改动而与原著之意不符之处,从而引发批评和争议。但是,不少改编因其所具有的戏剧艺术强烈的感染力和直接的审美效果而引起广大观众的好评。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作品所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了观众对名著改编的内在需求。就戏剧改编的本体而言,观众的喜爱、欢迎和认可是衡量改编成功的重要因素。艺术媒介的不同使小说与戏剧具有相异的艺术特性。要想客观公正地评价改编,还应该从被改编成的艺术样式的审美特点去衡量一部改编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之所以能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归根结底在于改编者将鲁迅小说舞台化过程中以观众接受为核心的制约因素所形成的改编机制。

新世纪西方戏剧改编电影的艺术创作研究

戏剧改编电影是中西电影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传统。戏剧与电影的艺术互动改编,是两种不同艺术形式间的相互借鉴,为两种艺术创作提供不竭动力。新世纪西方戏剧改编电影艺术创作活跃,是电影艺术发展使然,也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必然。新世纪以来,西方戏剧改编电影的艺术创作演变为一种特有模式,创新改编与商业化运作推动戏剧与电影的深度融合发展。基于西方电影发展历史上戏剧改编事实,探讨新世纪西方戏剧改编电影的成因及艺术创作手法,从而深化戏剧与电影互动共荣的发展脉络。

传统戏剧改编电影的现代化叙事研究——以徐克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为例

传统戏剧具有一定的结构程式和语言风格,在改编成电影时较为困难和复杂。传统戏剧的电影改编既要考虑到电影的人物造型、演员表演、情节设置、音乐运用等方面,也要考虑到观众既定的审美心理。这些都会影响到从创作到接受的整个过程,彰显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徐克导演从传统戏剧出发,独辟蹊径地创作了3D电影版《智取威虎山》,不仅在影像画面上进行技术革新和新武侠风格化处理,在叙事上更是敏锐地捕捉时代精神,抛去样板戏的“高大全”形象塑造和强烈的宣传教化功能,用现代思维和理论对传统戏剧进行解构性改编,探索了改编道路,赢得了观众们的认可。

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与创造性转换

文学与戏剧是一对姊妹艺术,自有戏剧以来,它与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与戏剧在文本呈现上具有相通性,但在体裁与呈现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性。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瞭望与发现,也是在文学宝藏中的寻找与精选,是依照戏剧性原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转换,乃至新开掘、新阐释与新表现。改编者既要尊重原著,又要发挥创新性,不仅要对文学作品进行博观约取、含英咀华的过滤与提纯,而且要葆有原作的精华内涵与精粹成分。戏剧改编不仅是旨在完成不同媒介、不同形态作品的相互转换,而且是为了找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美学潜质以及和当代文化价值的连接点和相通处。

阿凡提故事戏剧改编探微

阿凡提故事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现代转型的典型个案,与戏剧改编有着不解之缘。通过梳理阿凡提故事戏剧改编可发现,故事中以呈现世俗化、视觉化、娱乐化的文化景观为主。上述文化景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由当代中国主导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合力构建而成。戏剧改编不仅可为阿凡提的故事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提供参考与借鉴。

融通再创 文化认同——论影视改编歌剧《山海情》的跨媒介创作及其主题呈现

国家大剧院民族歌剧《山海情》以戏剧艺术书写了华夏大地上一段脱贫攻坚的壮丽史诗。本文以电视剧《山海情》和民族歌剧《山海情》为文本案例,引入互文理论(Intertexuality)探究影视改编歌剧跨媒介创作中剧本再创、歌剧表达呈现两层维度的改编逻辑,并围绕歌剧作品脱贫攻坚的主题呈现,探析主旋律题材歌剧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播介质,传播乡土民俗文化、建构集体记忆和引领受众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

嫁接与共生:历史题材戏剧改编的策略探究

历史事件和戏剧表现都以叙事见长,因此历史无疑成为戏剧这一艺术的选择对象,但史料的戏剧改编并非对历史的简单复刻,从戏剧角度来看,实际上触及了戏剧改编的创作理论和逻辑规律。尤其是流量时代,为顺应现实文化语境的变迁,大量历史题材戏剧作品的戏剧改编为了凸显剧情的戏剧性、冲突性和舞台审美性,从而过度虚构历史原貌,导致戏剧性远超真实性,历史人物服务于情节设置。若长期如此,这种夸张化的虚构手法,不但会使该类戏剧丧失历史教化优势,还会使这种改编手段成为历史题材剧的常态。审视这些戏剧改编的作品不难发现,许多戏剧作品在历史原貌、思想传递以及戏剧探索方面都有极大的创作空间,而且改编不是捷径,而是要取巧,猎取一切可供发挥的舞台形式符号和戏剧技巧,把握价值立意和艺术想象的两大要素,促使戏剧中非线性的、开放式的大量叙事空白与观众视点相碰撞,勾起他们对历史的好奇。文章旨在从出色的历史题材戏剧作品入手,不局限于单纯的形式转变,而是通过从历史到戏剧剧本的话语转译、历史真实和戏剧真实的博弈、戏剧创作和当下理念的对接这三个方面对戏剧和史料进行比较,剖析戏剧改编的虚构限度和人文价值,探讨戏剧改编历史的策略。

从古诗词到戏剧空间的“虚实相生”

从古诗词到戏曲,“虚实”技法及其哲学本质都在其中展现了相似且富有韵味意趣的艺术效果和思想高度。从欣赏美学来看,“虚实”手法使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发生一定的变形,从而让接受者获得奇异的审美体验。这种“虚实”手法的美学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意蕴不仅在传统戏曲中得以延续,也同样流淌在现当代戏剧的舞台上。文章分析了古诗词的“虚拟”手法在传统戏曲虚拟性上的适应和应用,并对“虚实”在中国现当代戏剧中的衍生发展进行反思。

德国文学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呈现与流变

以戏剧为梁,以时间为轴,以史料为基,以文化生存、发展、繁荣和传播的逻辑观照德国文学在中国百余年间的接受历程,进而剖析其中蕴含的文化学深意以及背后所含的政治、经济意图,通过追忆具体语境下的交流方式及其后果,从历史中获得经验,以史鉴今、以“小”见大,探究中德共同发展的途径。

陈彦小说改编话剧的叙事策略研究——以话剧《主角》为例

近年来,小说改编成话剧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继话剧《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之后,陕西人艺又倾力打造了“茅奖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作品——改编自陈彦小说的话剧《主角》。话剧《主角》的登台亮相体现出话剧重回文学传统的一种转向,小说改编话剧实现了文学在跨媒介中的剧场性,将文学带回到剧场,为中国原创戏剧的发展注入丰富的灵感和源泉。两种跨文本的互动拓展了原著的文本内涵和发展空间,也为今后小说改编话剧探索出多样的打开方式。本文拟从叙事文本、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三个研究思路出发,对陈彦小说改编话剧的叙事策略进行探讨和对比研究,探析小说和话剧两种跨文本的互动和借鉴。

“戏剧改编”教授沙龙

导言：近十年来，跨文化戏剧演出研究在国际戏剧理论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帕特里斯·帕维（Pa．tricePavis），爱瑞珂·费舍尔里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和朱莉·霍里琦（Julie Holledg）等编写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著作，讨论跨文化戏剧表演的诸多问题。在《跨文化表演读本》一书中，帕特里斯·帕维讨论了众多的跨文化表演个案，不仅包括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改编的印度史诗，而且有日本导演Suzuki用日本传统戏剧形式改编的莎士比亚和希腊悲剧。费舍尔里希特和霍里琦等人在他们的跨文化戏剧研究中也谈到中国的戏剧改编，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中国话剧和戏曲的艺术特点，她们的观点往往不够全面，讨论没有深入展开。对于跨文化戏剧演出及其理论建构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印度学者罗斯顿·巴茹恰（Rustom Bharucha）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在中国，西方戏剧的改编和演出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演出的形式多样，而且在近年来又有了新的变化。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尤其理论上的探讨，比较少见。南京大学具有戏剧研究的优良传统，话剧、戏曲、外国戏剧和演出研究皆有着深厚的底蕴和特色，恰逢台湾大学知名戏剧专家彭镜禧教授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访问讲学，特邀请一批从事中外戏剧研究的学者就“戏剧改编”话题举办了教授沙龙。以下是整理后的发言稿，编辑部现予刊登，目的在于促进学界和更多学者了解此类学术话题，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

李健吾跨文化戏剧改编的民族特色

李健吾在跨文化戏剧改编领域用力颇勤,他的《金小玉》《王德明》等剧在上海沦陷剧坛取得不俗的成绩。李健吾的跨文化戏剧改编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不止于在人、空、景层面将异域故事"中国化",还在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层面与中国现实相融合;浸润儒家思想,借用古典诗词、戏曲,渗透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在完好再现原剧意蕴的同时,积极彰显本民族语言的魅力。李健吾在跨文化戏剧改编方面所作的诸多努力,为使西方话剧成为一种本民族艺术形式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的媒介转换意义

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意味着传播信息的媒介已经从小说转换为戏剧,而戏剧强大的传播功能,对于普及作为经典的鲁迅小说自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关于如何改编,本文认为,戏剧改编在信息传播上越接近鲁迅小说原作,越有助于传承经典本色。鲁迅生前不仅赞成其作品被改编,而且深切希望能够将其作品真正传递到广大民众的心中,使大家都能从中得以深刻反省。因此,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首要遵循的原则就是以原作为基础,尊重原作。戏剧改编在演绎鲁迅小说上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从以往丰富的改编实践来看,成绩还是十分可观的,这些可观的成绩说明,只要尊重原作且发挥戏剧的特长,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就大有作为。

《白鹿原》的戏剧改编、电影改编及其缺失

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多重蕴含的作品，曾被改编为秦腔现代戏、话剧、舞剧等艺术形式，由于受到特定的艺术形式的限制以及改编指导思想的影响，虽然各有千秋，但在故事的选取、情节的剪裁、人物的安排以及对原著精神内涵的呈现程度和间离程度等方面并非全无瑕疵，也遭到不同程度的诟病。

戏剧与电影:媒介规定性下的必然差异——以“开心麻花”IP话剧改编电影为例

自电影诞生并发展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以来,戏剧就是其创作的重要手段和主要灵感之一。但戏剧改编的电影和原作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如果从戏剧的角度看电影,电影即使被说成戏剧的归属之一也无可厚非,尤其是大多数剧情片电影都带有太多戏剧属性。如果从媒介的角度来看戏剧电影化改编,我们看到了规定这两种艺术的媒介是存在差异的,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阐释改编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在跨媒介的内容流动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浅论新世纪以来戏剧改编电影及教学的启示

戏剧改编电影几乎是一个传统。莎士比亚、卡尔德隆、莫里哀、易卜生的杰出作品都被搬上了银幕。美国好莱坞的有识之士习惯于逡巡在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和纽约戏剧评论奖之后相风而动,剧作家米勒的《萨勒姆德女巫》,尤金·奥尼尔的《毛猿》等都有多个电影版本。田纳西·威廉斯在其剧作生涯的鼎盛时代所创作的15部百老汇剧作,就有9部被搬上了银幕。如果说从戏剧到电影的情况司空见惯的话,随着电影艺术的普及和深入人心,电影反哺戏剧,戏剧从电影中寻找创作资源的情况也日益普遍。如《日落大道》、《狮子王》等舞台版本同样成就了剧场艺术的辉煌。戏剧和电影互化互生,共同丰富叙事艺术。

形式转换与艺术创新——试论《白鹿原》的戏剧改编

小说《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多年来陆续被改编为长篇连播、秦腔、连环画、陶塑、话剧、方言广播剧、舞剧、影视等艺术形式。在众多的艺术改编中,《白鹿原》的三次戏剧改编演出效果良好,影响较大。分别是2000年由丁金龙改编、西安市秦腔一团演出的秦腔现代戏《白鹿原》；

比较视域下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得失

就本体而言，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因以戏剧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再创作而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不少改编因其所具有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直接的审美效果而引起广大观众的好评，一些戏剧界艺术家因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而荣获重要荣誉。但就与原著关系而言，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并非很成功。虽然改编本就属于再创作，

“戏剧式改编”:历史论争与现实可能

"戏剧式改编"曾是中国电影改编的重要方式,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戏剧式改编"经历了产生、发展、鼎盛、衰落的演变轨迹。"戏剧式改编"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并随着"戏剧式电影"观念的兴盛而逐渐走向繁荣;20世纪50—60年代是其鼎盛时期,涌现出大量"戏剧式改编"电影作品,并形成了以夏衍为代表的"戏剧式改编"理论;1980年代以后"戏剧式改编"引发争论,在质疑声中逐渐走向衰落。但作为一种拥有强大生命力的电影改编方式,"戏剧式改编"对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电影改编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