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伪的戏剧政策

抗战时期沦陷区日伪政权在各地实施的戏剧政策,纷乱不一。伪满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弘扬京剧,台湾殖民当局在推动"皇民化运动"过程中利用话剧为工具。天津伪当局在对各剧院演出实行严厉的检查措施,并试图通过戏园业的同业公会,强化对戏剧演出的控制。南京伪政权及其后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通过大民会等组织和远东剧团,突出强调戏剧的"宣传"功能。汪伪治下的上海特别市与汉口市政权的戏剧管治内容主要是剧目的核查,但其控制力度差异极大。

应当重视戏剧政策的研究

前些时候友人说《中国戏剧》要组织关于戏剧命运的讨论,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认为题目越大,越容易成为空谈,组织这种讨论大概是为了在理论的沉寂中制造一点热闹而已,还不如研究点具体问题,即使考证一下“回”字到底有几种写法。

“戏改”与“百花齐放”:20世纪50年代戏曲政策的解读

在上世纪50年代戏剧政策中,"戏改"导致戏剧界混乱、剧目贫乏和艺人生活窘迫,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百花齐放"作为戏剧的另一方针,常被人们赋予理想化的形象阐释,经常作为"戏改"的对立面为人们所颂赞和传播。但事实上,"百花齐放"是在"戏改"的语境下作为"纠偏"的目的和手段而存在的。在本质上,二者都是"左"的语境下的产物,并不相互抵牾。

一部促人深思的《新中国戏剧史》

有幸“先睹”傅瑾先生《新中国戏剧史》的书稿，为岁首一大快事。这部新著记述了五十多年来中国戏剧演革发展的曲折历程，并提出了不少可思、可议的重要问题，在戏剧理论探索上又有新的开拓。这里不拟全面评介这部新著的内容得失，只简单讲一点拜读书稿时的感想，主要还是希望这部著作面世后能引发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更多思考。

三思京剧现代戏(上)

京剧现代戏创作是戏曲界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2008年以来，我们又一次看到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对京剧现代戏创作的强力推动。如同此前京剧现代戏创作的三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1958—59年、1964一“文革”）一样，这根敏感的神经太容易被触动，它的是非得失，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众说纷纭的焦点。围绕京剧现代戏创作展开的探讨，不是孤立的经院式的理论命题，它涉及到对京剧的理解和对现代戏的理解，涉及到京剧的发展和前程，当然也涉及到国家的戏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