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伪的戏剧政策

抗战时期沦陷区日伪政权在各地实施的戏剧政策,纷乱不一。伪满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弘扬京剧,台湾殖民当局在推动"皇民化运动"过程中利用话剧为工具。天津伪当局在对各剧院演出实行严厉的检查措施,并试图通过戏园业的同业公会,强化对戏剧演出的控制。南京伪政权及其后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通过大民会等组织和远东剧团,突出强调戏剧的"宣传"功能。汪伪治下的上海特别市与汉口市政权的戏剧管治内容主要是剧目的核查,但其控制力度差异极大。

应当重视戏剧政策的研究

前些时候友人说《中国戏剧》要组织关于戏剧命运的讨论,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认为题目越大,越容易成为空谈,组织这种讨论大概是为了在理论的沉寂中制造一点热闹而已,还不如研究点具体问题,即使考证一下“回”字到底有几种写法。

《戏剧与影视评论》青年学者论坛(戏剧戏曲学专场)会议综述

2024年6月22日,厦门大学举办《戏剧与影视评论》青年学者论坛(戏剧戏曲学专场)。来自国内各大高校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及青年教师参会并做主题报告。论题涉及戏曲文本分析与文献研究、戏曲政策读解、中外戏剧史论与史观、戏剧现代性与剧场变革等多个领域,由此聚焦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互鉴,透视传统到现代的移易迁变。

“戏改”与“百花齐放”:20世纪50年代戏曲政策的解读

在上世纪50年代戏剧政策中,"戏改"导致戏剧界混乱、剧目贫乏和艺人生活窘迫,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百花齐放"作为戏剧的另一方针,常被人们赋予理想化的形象阐释,经常作为"戏改"的对立面为人们所颂赞和传播。但事实上,"百花齐放"是在"戏改"的语境下作为"纠偏"的目的和手段而存在的。在本质上,二者都是"左"的语境下的产物,并不相互抵牾。

一部促人深思的《新中国戏剧史》

有幸“先睹”傅瑾先生《新中国戏剧史》的书稿，为岁首一大快事。这部新著记述了五十多年来中国戏剧演革发展的曲折历程，并提出了不少可思、可议的重要问题，在戏剧理论探索上又有新的开拓。这里不拟全面评介这部新著的内容得失，只简单讲一点拜读书稿时的感想，主要还是希望这部著作面世后能引发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更多思考。

三思京剧现代戏(上)

京剧现代戏创作是戏曲界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2008年以来，我们又一次看到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对京剧现代戏创作的强力推动。如同此前京剧现代戏创作的三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1958—59年、1964一“文革”）一样，这根敏感的神经太容易被触动，它的是非得失，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众说纷纭的焦点。围绕京剧现代戏创作展开的探讨，不是孤立的经院式的理论命题，它涉及到对京剧的理解和对现代戏的理解，涉及到京剧的发展和前程，当然也涉及到国家的戏剧政策。

权力·困境·选择:清初曲家创作的规避策略

中国古典戏曲与权力的纠葛颇深,符合皇权意识形态的戏曲被大力提倡,反之则遭禁。清初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力度以确保权力的合法性与稳定性,这导致汉族文士在文艺创作上常处于两难境地,既要亦步亦趋跟随政治导向,又要保持文本的艺术性。在浅显层面上,文人曲家主动将剧作的题旨向君王倡导的儒家理学靠拢;在深隐层面上,就官方忌惮的敏感题材,他们直面创作困境,并尝试突围,通过改写、降格、拆解、象征、虚构等多种艺术手法,使剧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融合。文人在曲本创作上的规避策略为清代戏曲史上剧本资料的留存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