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品戏——武强戏曲年画探微

武强年画是在燕赵文化大背景下发展出的一种木版年画类型,其中的戏曲年画是年画艺人将年画与戏曲相结合而创造的融空间与时间艺术于一体的智慧结晶,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武强戏曲年画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房间布局,创造了"随类赋形"式的戏曲年画体裁。具有寓动于静、象征寓意、不拘一格、设色简明扼要的艺术特征。其戏曲学价值,首先表现在直观、形象地再现了清中叶以后河北地区剧种间交流与融合的时代风貌,其次是地域文化传统与时代呼声的有机结合,第三注重画面在民族审美情趣影响下的整体协调。

戏曲年画题材流变与文化价值

戏曲与年画都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在相互影响、不断对话中共同走向辉煌。就民间年画的题材来看,戏曲内容占很大的比重。戏曲年画也成了人们审美和教育的重要工具。本文探讨了戏曲年画的主要题材流变、主要种类形式及其所蕴含的独特文化价值。

武强戏曲年画的文化内涵及其地域特色

本文以戏曲年画作为切入点,在传统民俗与文化记忆视角下探讨河北武强年画的文化特色、艺术特征、地域特色等,将武强戏曲年画的传承和保护有机融合和统一起来,突出戏曲年画文化的包容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临汾地区拂尘纸戏曲年画的艺术特色研究

该文探究拂尘纸戏曲年画的形成与艺术特色,通过分析拂尘纸戏曲年画的构图形式、造型动态、色彩关系等艺术特点,归纳总结其艺术表现方法。拂尘纸戏曲年画构图趋于平面化,独幅式的年画注重表现主体形象,一戏四图式的年画注重故事情节的展开;色彩热烈豪放;用降维的方式将动态的戏曲表演固化在平面空间内,实现由动态向静态的转换。拂尘纸戏曲年画是研究戏曲艺术的重要史料,观者从中可以感受到灿烂的历史文化。

戏曲图像与地方生活:鲁西南地区戏曲年画的文化阐释

在山东西南部一带,曾经有大量民间自发性的年画作坊存在,清末民国时期,该地年画制作进入高峰,尤以戏曲题材为重。这些戏曲图像具有典型的地域性、功能性、叙事性特征,刻制精巧、构图多样,对色彩与造型的把控也颇具特色。本文通过为期三年的田野考察,深入挖掘了该地各类别及功能的戏曲年画图像,并在对图像风格进行立体阐释的基础上,力图还原其在地方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文化意义。

戏曲年画盛衰背景下的民间美术受众分析

戏曲艺术和戏曲年画在我国古代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戏曲和戏曲年画的盛衰变化正反映出民间艺术受众的众寡变化过程。戏曲年画的繁盛、衰落与受众的娱乐方式、教育程度、民俗与审美惯例息息相关,通过研究与分析戏曲年画盛衰过程中的受众变化,总结民间艺术与受众之间的发展关系,探讨民间艺术在当代传承与发展的途径。

清代戏曲年画研究综述

戏曲与民间版画本来就有相通之处,都是民族文化特征浓郁、为社会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戏剧艺术是由时间与空间相结合而产生的艺术,经过时间的洗刷,古代所产生的戏剧大部分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存留,而戏曲文物则能一定程度弥补场上演出缺失的遗憾。年画作为一种中国画,从古代的“门神画”发展而来,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也是一种民间工艺品。到了清光绪年,年画才被当做正式称呼,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绘画体裁,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百姓张贴在新年时,用以装饰环境,寄予着新年祝福、吉祥喜庆的美好愿望,因此为得名。作为戏曲文物之一类,承载着古代戏剧的表演场所、服饰化妆和道具乐器等文化信息,是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戏剧艺术舞台历史与审美特征的重要凭借。

“戏曲年画”在美术课程中的价值探微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中提到了让更多的学生喜欢传统的民间美术，感受中华文化之美。传统民间美术中的戏曲年画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画中有戏，戏中有画。通过戏曲年画，让学生对传统民间美术有具体的感知。

晋南戏曲年画图像叙事略谈

晋南木版年画以其历史悠久、风格多样而闻名于世,是晋南地区璀璨文化和节日民俗的记录者。戏曲年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戏曲与年画的关键纽带。晋南戏曲年画是图像叙事的典型代表,能够广泛地传播图像叙事中包含的思想内容,欣赏戏曲年画时利用图像叙事的空间时间化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回忆舞台演出、重温戏曲故事的契机。

晋南戏曲年画图像叙事表达探微

戏曲年画是传统民间绘画中“以图载戏”的典型叙事画,民间恒常观念在戏曲故事图像的加持下所形成的图像叙事表达,是戏曲年画得以不断生产和流传的动因。晋南地区以其丰富的民间文化孕育了形式多样的戏曲年画,以叙事媒介视角看晋南戏曲年画,从题材内涵和表达方式两方面探究图像如何呈现戏曲故事,可以归纳出戏台模仿式、实景说明式和空间混合式三种叙述方式,以及顷刻间人物动态造型、人物关系营造情节的叙事特征。晋南戏曲年画正是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舞台形象和情景重构发挥着审美娱乐和延续戏曲艺术高台教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戏曲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白蛇传”戏曲年画的图像叙事与人物刻画

年画是产生于中国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除了表示吉祥象征意义和用于节庆装饰外,也用于传播民间故事,具有一定娱乐性和教化意味。清代,民间故事与戏曲艺术蓬勃发展,在流传过程中又以年画的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年画通过其极具民间审美的图像叙事风格,结合戏曲造型展现故事情节。在诸多民间戏曲故事中,白蛇故事因其跌宕的情节及动人的爱情故事被百姓喜爱,后改编为戏曲广为流传。以其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年画作品数量众多,是民间故事年画的代表性题材。

清代戏曲年画侠义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衍变

清代是戏曲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年画,其中,“水浒戏”“施公戏”等武戏年画数量颇大,侧面反映出清代武戏演出的繁盛。本文详细分析清代戏曲年画侠义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衍变,并对其当代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

清代戏曲年画中的女性英雄角色

清朝戏曲年画繁荣,戏曲年画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在阶段展现出不同的形象特点,体现出历史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态度与评判。

从杨柳青戏曲年画看清代京津演剧

戏剧艺术是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艺术类型,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代戏剧大部分只有文本流传下来,而戏曲文物则承载着古代戏剧的表演场所、服饰化妆和道具乐器等文化信息,是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戏剧艺术舞台历史与审美特征的有效途径。天津杨柳青戏曲年画注重刻绘角色表演程式,展现剧中最精彩的情节瞬间,是清代京津地区戏剧舞台演出的物化载体。通过对杨柳青戏曲年画的解读,我们可以掌握当时戏剧演出的服饰扮相、舞台布置,以及演员表演过程中的神态表情与举止身段,结合文字记载,直观地把握到清代京津地区戏剧演出的历史场景。

婉约与敦厚:以两幅《盗仙草》作品为例试比较梁平与杨柳青两地戏曲年画的艺术特征

2003年和2010年中国邮政分别发行了一枚以'盗仙草'为题材的民间戏曲年画邮票,一为天津杨柳青清代乾隆时期齐健隆画店印制的《盗仙草》;一为重庆梁平民国时期恒泰正画店印制的《盗仙草》,两幅作品都鲜活地记录了当地戏曲舞台演出精彩的瞬间,也都代表了当地戏曲年画的最高水准。虽为同一题材,但仔细观察比对两幅《盗仙草》,发现其艺术风格却大为迥异。那么,两地戏曲年画各自不同的区位因素和人文背景怎样?其材质和工艺有何不同?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在哪里?本文试图以两幅《盗仙草》为案例,以管窥梁平、杨柳青两地戏曲年画不同的艺术特征。

晚清戏曲年画与民间“忠义”文化的流变及滥觞

作为年节民俗的产物,以表现戏曲、小说故事为主的晚清戏曲年画,包含有大量与"忠义"相关的主题。在它大范围的传播过程中,体现了民间传播的变异性、娱乐化与功利化等特征。其媒介性助长了"忠义"观念的扩散与"忠义"人物的神化,使"忠义"逐渐演化为民俗文化范式,融入百姓的生活中。在晚清剧烈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民间"忠义"文化所形成的集体共性意识,对外来文化冲击作出自身反应。

民间意识与文人趣味的博弈——从建安版画到漳州戏曲年画

明末的建安刻本由民间艺匠的自绘自刻转向以文人趣味为主导,原有的民间性不断流失。漳州戏曲年画则继承和保留了早期建安版画艺术的特点,以人物活动为主体,图像具有明确的叙事性和充实饱满的有限空间,并挪用了大量来自舞台和插图的套式,使一度被压抑的民间意识重新获得了表现的空间。

民俗图像选择与地域文化传播——基于鲁西南书本子戏曲年画的考察研究

戏曲年画是我国诸多地区年画生产的重要门类,也是农耕社会时期十分重要的娱乐与装饰性图像。本文以鲁西南一带特殊的书本子戏曲年画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其图像的制作与选择、生产与使用中的性别转换与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特质等角度展开图像介入日常生活并参与民俗生活建构行为的研究,进而使民俗图像研究突破视觉层面,转向更鲜活的民俗文化视域,以便更清晰地展示当地的地方文化秩序。

浅析晋南戏曲年画的艺术特色

晋南地区民间木版年画始于宋金,盛于元明,清代成为其发展的黄金时代。晋南木版年画的产地主要集中于临汾(古平阳府所在地)及城西南的金殿村(古平水县),并遍及洪洞、襄汾、曲沃、侯马、稷山、新绛等地。自清中叶以来,随着花部演出的兴盛,在年画创作中增添了很多表现戏文故事的内容。清代顾光在《杭俗新年百咏》记载:"欢乐,花纸店所卖,四张为一堂,皆彩印戏出,全本团圆。"[1]此时的戏曲年画已然成熟,不仅"戏出彩印",而且"全本团圆"。

地域文化传播与戏曲图像呈现:中国戏曲年画的传播与文化接受论

戏曲年画是中国各地木版年画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其图像呈现的内容、题材及风格均受到各地地方戏的深刻影响,从而体现出地域文化在某区域内部的互相交融及与外部文化的外延接受。同时,戏曲年画在地域文化传播过程中,其实物呈现既是地域文化传播的结果,又在产生后担当了二次传播媒介的作用,从而为戏曲与年画两种民间文化在所处文化区内的民众文化接受打通了时空交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