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族家庭戏曲消费活动考察——以《红楼梦》贾府戏班为例

家庭戏曲消费活动是清代贵族日常娱乐消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以贾府戏班为中心对家庭戏曲消费活动中的蓄养家庭戏班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涵盖了其中的各个消费环节:购置家庭戏班一次性花费高昂;维持戏班日常运转长期花费不断,包括管理人员费用、演员日常生活费用、赏赐费用等;最后,解散戏班成为贾府财政吃紧的前奏。

清代北京旗人群体的市民化与戏曲消费研究

本文通过对清代旗人群体的市民化过程与戏曲消费进行研究,探索特殊的旗人社会管理制度对旗人市民化的影响以及在客观上对戏曲消费的推动,并进一步分析这种消费背后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这种消费对戏曲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江南都市的戏曲消费空间演变——以苏州和扬州为例

明清时期江南的戏曲经历了南戏的复兴、新声昆山腔的改良、昆剧的繁荣和花部的勃兴四个阶段。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戏曲消费的都市空间结构和表演方式的演变。作为戏曲传播和消费空间载体的演出场所——神庙、宗祠、会馆、私家厅堂、园林游船、戏园茶楼等相继出现,并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无形到有形、从随意到正规的发展演变过程。职业戏班也开始了市场化的转型,更关注戏曲消费者的需求和反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戏曲表演的质量,改编上演新戏,并在表演形式上呈现出多变的态势。在此基础上,江南都市的地理、人文、历史文化传统,也逐渐培育和建构起符合都市空间消费特征的戏曲消费群体与消费文化。

明清时期江南都市的戏曲消费空间演变

明清时期江南的戏曲经历了南戏的复兴、新声昆山腔的改良、昆剧的繁荣和花部的勃兴四个阶段。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戏曲消费的都市空间结构和表演方式的演变。作为戏曲传播和消费空间载体的演出场所——神庙、宗祠、会馆、私家厅堂、园林游船、戏园茶楼等相继出现,并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无形到有形、从随意到正规的发展演变过程。

试探清末民初浙东地方戏赴沪发展之因

清末民初,上海因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批浙东籍商人与劳动者前去经商、务工。同时,浙沪两地戏曲演出收入相差甚多,滩簧花鼓类小戏又遭地方官府禁演,在此背景之下,宁绍平原的绍兴乱弹、宁波串客和小歌班三种地方戏班走出家乡赴沪寻觅商机。居沪浙东籍劳动者与这批班社艺人间存在着以方言为载体的同根性、消费与服务的对等性以及社会文化的同层性关系。前者由此成为三个浙东地方剧种的戏曲消费人口,而后者通过对前者的演出服务与自身的艺术改良,使这些剧种在上海滩获得了立足与发展的机会。

“新春市戏曲”及“消费戏曲”——当前戏曲现象的两个话题

“新都市戏曲”是上世纪末发轫的戏曲现象，从罗怀臻先生在《金龙与蜉蝣》进京演出时提出“都市新淮剧”口号，并在创作中取得一系列成果后，逐渐引起了剧坛的广泛关注。近些年，不少剧种、剧团也打出了自己的“新都市戏曲”牌子，希望在地方戏现代化的实践中有所裨益。前两年在上海举行的国际艺术节上，几个长三角地带的小剧种都纷纷打出“都市新戏曲”的招牌，以至在网上都展开热烈讨论，都市戏曲到底是什么?它预示着戏曲今后的走向吗?

消费视阈下唐“杂剧”生成论

唐代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诸杂戏伎艺竞相争胜,相互吸收养分,再加上传奇、说书、变文、俗讲等叙事文学的影响,使得唐“戏”的艺术水准大幅提升,戏之因子、剧之元素发展迅速并趋于综合,至晚唐“杂剧”称名出现,虽非专称,却为宋代戏曲意义上杂剧的出现做了准备。一方面,这得益于唐代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特别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随之转变,消费空间不断拓展,唐“戏”消费日盛,而消费的增长又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唐“戏”伎艺的精进;另一方面,这也是戏曲艺术自身发展规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