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从“比较文化学”到“跨文化传播学”

20世纪以来国内学者的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侧重戏曲的对外传播与异质文化对戏曲的接受、异质文化对戏曲的影响两个方面,学理意识上经历了从"比较文化学"到"跨文化传播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带来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向传播层面的开拓,戏曲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大众媒介对戏曲跨文化传播的作用等方面的探索将获得更多关注。

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评《戏曲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不少国家开始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强了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和建设。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灿若星辰、浩如烟海的优秀艺术文化作品,戏曲作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戏曲文化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它汇聚了舞蹈、杂技、艺术唱腔、口技、舞台表演等多个艺术门类,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我国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提升我国戏曲跨文化传播能力,对发扬我国传统艺术文化,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蔡曙鹏与戏曲跨文化传播

本文探讨蔡曙鹏博士的戏曲跨文化传播理念和践行模式,提出他代表了戏曲传播史上一个典型。文章首先从其成长背景和学术经历探讨其理念根源,进而提出其理念为:以文化互动为基本原则,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然后文章归纳出其践行模式为培养观众——现场观演——文化涵化三合一。最后指出,蔡曙鹏博士丰富了戏曲在异族传播的形式和理念的探索,从而也促使我们对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连接,对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化、本土艺术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

从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的戏曲跨文化传播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路径

梅兰芳20世纪30年代的公演舆论营造了一个中外言说的交流场域。中方的舆论宣传既影响了西方的评论话语,本身也是对传统戏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1930年访美期间,胡适通过“原始文化”的思想潮流迎合西方对古典传统的“浪漫化”憧憬,但受制于西方中心的二元结构,戏曲终被赋予“异国情调”的“他者性”想象。针对这一情况,1935年,张彭春将戏曲的“程式化”特征阐释为“由共性见个性”的“审美化”过程,并类比西方的“先锋戏剧”,将“非写实”的戏曲程式从“民族性”的中国传统延伸为“普遍性”的世界趋势。这一过程使跨文化交流的标准从二元的东西、古今之别转向共通的心理、学理基础,也烛照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路径。

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输出: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可持续性路径

戏曲传播史始终伴随着戏曲的发展,是一个从被动传授到主动传播的意识觉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从单一的艺术形式发展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自信。现如今,世界逐渐形成了多中心、多种价值观并存的发展格局,为世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这也激发了国际受众探索各国文化的好奇心理。2021年10月,商务部、中央宣传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舞台视觉下的戏曲跨文化实践研究

跨文化视角下的戏曲舞台美术研究关注的是东西方演剧文化交往中所发生的视觉转译现象,戏曲视觉的跨文化转译样态可以直观地展现出中西交往中中国戏曲界的跨文化态度以及对中西演剧艺术本体的认识程度。在从中外文化比较到跨文化实践的转向中,跨文化戏曲的舞台美术是重要研究对象。同时,对跨文化“舞台视觉”问题的理论研究与方法论梳理的补充也直接影响了戏曲海外传播战略目标与戏曲“走进去”传播理想的实现。

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与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

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中,曾经策划了1918年《新青年》“新旧戏之辨”的胡适转变了此前的姿态,尝试发掘传统旧戏的现代价值。他为访美而撰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 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一文中出现的“原始”(primitive)和“停滞”(arrested)两大关键词反映了其文化策略,即通过“汉学”(Sinology)与“东方学”(Orientalism)将戏曲和西方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建立联系,以利其接受。然而胡适的文化策略塑造了一组悖谬:其一方面赋予了梅兰芳超越东西藩篱的“普遍价值”,一方面也证实了纽约学界仰慕和鄙夷交织缠绕的“东方主义”文化情绪。胡适的文化策略与他“整理国故”的逻辑互文见义——通过戏曲的“传统”再造其“现代性”,呈现了其沟通今昔以建构一致性文明的“中国文艺复兴”文化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