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先锋柳亚子与陈去病——兼谈南社社员在剧本创作与舞台艺术方面的实践活动

本文论述了柳亚子与陈去病在近代戏曲改良运动中的先锋作用 ,并对南社的戏剧创作进行了初步探讨。

反文学的戏曲运动空间

戏曲,作为我们民族艺术的一种形式,是在继承和发展中逐渐完美的。这种独特的发展过程,决定了戏曲的表演始终是戏曲舞台的焦点。传统的戏曲经典剧目,大多是由于艺术家们在表演方面的成功和继承而得以传世,所以就有“人死戏亡”之说。时至今日,虽然导演艺术成为戏曲舞台二度创作的核心(是指创作而言),但对一般观众而言。

戏曲改良运动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戏曲改良运动是清末民初应社会启蒙需要,围绕戏曲改良而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本文试图以天津为中心,通过对戏曲改良运动过程的描述和成败的分析,反映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下文化变迁的复杂性。

晚清报人彭翼仲的戏曲改良运动

彭翼仲是晚清时期的著名报人,他认定开民智是爱国自强的急务,而戏曲又是面向下层群众宣传的重要手段,因此极力提倡戏曲改良。彭翼仲发动的戏曲改良运动突出收获在两部戏曲上,一部是《女子爱国》,另一部是《惠兴女士殉学》。这两部戏都是宣传女子震世骇俗的义举,在北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从《中山狼》剧本的改编看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运动

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它在催生新剧的同时,也极力改编旧剧,使戏曲艺术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人民大众面前。根据明代康海所作杂剧《中山狼》改编的新剧,就很好地体现了戏曲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研究该剧新旧剧本的异同,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运动。

再论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的历史坐标

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面推行的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俗称“三改”：改人、改戏、改制），作为一种整合性极强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本文试图将它置于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即在晚清“戏曲改良运动”以降的中国近现代戏曲改革进程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从以“秧歌运动”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到“样板戏”所标志的“文化大革命”这数十年间的革命文艺改造运动.

“禁戏”问题与新中国戏改运动初期的政策实践

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是一场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具体实践,本文考察的"禁戏"问题及其针对各地滥禁现象的政策实践,则是戏改运动初期的重要推进环节之一。由于禁戏政策本身的局限、传达不力带来的误解和偏差、戏改干部的缺乏以及业务能力等因素的错综影响,使得政策的调控、纠偏意图与其贯彻实施过程之间产生距离,无法达到预期的工作成效,其间得失曲折还需通过具体史料梳理而有所观照与省思。

马健翎在现代戏曲史上的地位

在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上,马健翎同志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我国最早获得这一光荣称号的戏曲作家.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马健翎对于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用自己的作品为革命战争和边区人民服了务,他的创作在整个戏曲事业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在政治上主张改良的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有改良和改革戏曲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都未能获得实现.

现代戏创作需自觉寻求艺术规律——从粤剧现代戏创作谈起

戏曲现代戏,内容上着力表现当代生活,从形式上接纳现代舞台技术以及表演风格的新变,具有现代性品格和现代精神,在表现内容、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上都有别于传统戏。1939年张庚发表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一文中就提出,戏曲应该表现新时代、新生活并且反映现代精神。回顾戏曲现代戏的诞生,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民主革命活动影响,各地出现的戏曲改良运动,大力编演现代题材的新戏,以配合宣传革命。作为较有影响的地方戏的粤剧,20世纪初也随着革命志士班的出现,开始上演改良新戏,成为粤剧现代戏创作的先声。本文将从粤剧的现代戏的发展历程切入,探讨现代戏创作的粤剧剧种特色和个性表达,反思不足,分析现代戏创作在题材局限和主题主导中如何自觉理性寻求艺术规律进行创作,尝试为现实题材戏曲创作寻找新方法。

中国戏曲导演意识的现代转向

在中国历史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向中所呈现出的全新时代精神对作为封建社会主要宣传载体的传统戏曲的发展进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在客观上以一种较为自由开放的姿态导入新的创作理念,除带来戏曲题材及表现手法上的转变外,还在一定程度使对戏曲创作主体的认识得以提升。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类导演职能的戏曲创作实践,通过有机融合古今中西有益的表现元素,将传统戏曲创作推进到新编古装戏阶段,令中国戏曲中的导演意识自此产生了明确的现代转向。

略论当代改造中国戏曲的三大社会工程

本文论说改造中国戏曲的三大社会工程:"戏曲改革运动"、"样板戏"创作和"精品工程"。这三大社会工程的历史政治背景不同,它们兴起的缘由和具体的操作方式迥异;但是它们其实有着相通之处——都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无前例可寻的政府行为,它们都影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从而在几十年的时光里逐渐催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新戏曲。这种新戏曲虽然普遍地被人们称之为"戏曲",但是其生产方式、艺术风貌和美学趣味均迥异于以前的传统戏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传统戏曲(指其整体形态而非一些具体剧目)则是已经消逝。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宁的“戏改”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性的戏曲改革运动(简称"戏改")主要包括演出团体的"改制"、表演剧目的"改戏"和面向演职员工的"改人"三个方面,它为新旧戏曲的交替树立了一块历史丰碑。海宁的"戏改"运动,是在中共海宁县委宣传部和县政府文教科的直接领导下,授权于县人民文化馆具体实施的,从1951年1月至1956年底结束,共经历了六年时间。旧时的民间戏曲演出班团,被称为"归口无部门管理、纪律无规章可循。

晚清演剧形态的西化倾向与大众审美观念的现代转型

甲午战败后,随着中国从“天朝上国”的历史优越感中彻底惊醒,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也随之加快。中国传统戏剧对所谓新形式的召唤以及随之进行的变革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外来戏剧信息的传入,打破了传统戏曲封闭自足的发展空间,也加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运动。

戏园与清末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

晚清上海梨园之盛,甲于天下。作为戏曲演出场所,戏园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戏曲表演为社会公众提供休闲娱乐服务。时至20世纪初年,在戏曲改良运动的推动下,戏曲被赋予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重任,愈加凸显出社会批判性。以新舞台的建立为标志,伴随着戏园建筑样式、空间结构、表演方式的变革以及表演剧目的推陈出新,戏园的整体氛围、社会功能和空间属性都发生了变化,因之逐渐从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场所转交为批判性的公共空间。

从旧戏场到新“学堂”——白话报刊与近代戏曲改良运动

清末白话报刊既是提倡戏曲改良的重要理论阵地,又是宣传与刊发改良戏曲的主要载体;清末白话报人积极参与到一系列戏曲改良活动中来,为其提供了很大助力;白话报刊与白话报人的积极作为,使得戏曲从民间娱乐的旧戏场变成了开启民智的新"学堂",在晚清戏曲改良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白话文运动与戏曲改良运动相辅相成,互为同盟,共同担负起开通风气、新民救国的神圣职责,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戏曲的现代化变革。

近代中国“悲剧”观的引入、形成与日本影响

无论作为一种美学概念还是一种艺术类型,悲剧都是转道日本进入中国的。王国维的悲剧学说是在日本的"中介"作用下提出和建构的,推动和深化了悲剧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哀情小说"的流行、大量悲剧作品出现在近代戏剧表演中,表明近代国人审美趣味上的重要变化和对悲剧艺术的接受和认可。日本在促进近代中国悲剧理论的传播和悲剧艺术表演形式的确立中起到了触媒性质的重要作用。

“戏”说革命: “反历史主义”戏改倾向及其文艺阐释系统再考察

"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对于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变革政治文化体制、建构人民主体形象等具有标志性和寓言式的历史蕴涵。在有关"反历史主义"的戏改倾向及其大讨论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本身所含的诸多要求之间彼此牵掣而产生的种种张力与制约,即通过政策实践、文艺批评、讨论乃至批判等文化生产机制来发挥其内部新陈代谢的自我调控功能。这也就是主导着旧剧改造及其文艺阐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威力与限度之所在。

从一个侧面谈时代生活文化的相互联系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有感

文章力图从宏观的角度,将发轫与本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进程中震惊海内外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新音乐"萌发的"时代发展"、"社会生活"、"文艺思潮"和"音乐变革"的多方面的相互联系,作一个概略回顾和史学分析。"辛亥革命"前后引发中国"学堂乐歌"产生的重要社会条件和它所包含的一系列中心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中西融合";以及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才得以全面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历史经验。

“纯然主观的表现方式”与“古为今用”——对建国初戏改中“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批评的重新评估

建国初戏改的真实用意是将戏曲中的历史剧与权力的关系从讽喻批判转为歌颂服务,其中所出现的反历史主义倾向,是因为对权威话语通过戏改构建意识形态话语的目的与意图出现了机械教条和庸俗化的理解,以"纯然主观的表现方式"过于急切和直接地实现"古为今用",这给戏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而受到了包括权威话语在内的反感与批评。从1956年开始,中央以多种形式"纠编",努力消解过激批判导致的对百花齐放精神的抵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