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杜诗中的“戏题剧论”谈杜诗的“历史命运”

所谓杜诗中的“戏题剧论”,见于〔唐〕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被认为是不同于杜诗中“大雅之作”的篇什,显然并非揄扬之语,但也不是贬抑之词。本文根据一些史料试论:这种“戏题剧论”应包括什么样的作品。并归结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只知杜诗有“戏题剧论”而不知其有“大雅之作”的现象,说明杜诗给诗学带来新的元素,开始并不为诗坛所接受,需要相当的理解时间。并联系杜诗的“历史命运”,结合传布情况,讨论杜诗的“命运三叠”现象:“唐代忽视(但有发现者);宋代重视(但有反对者);明清审视(而有苛责者)”。

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

唐代在君王奖掖、时人爱好的文学氛围下，表面上文学似乎获得了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实则文学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受到了淡化乃至斯伤。本文旨在探讨杜甫如何藉由“诗学论争”的喧哗，破解“无声无臭”的窘境，进而引领唐代诗风。其一，恻隐之美与狂筒斐然——初唐官修史书所确立的诗文典范；其二，典范移转与诗学论争——从四杰到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三，戏题剧论与大雅之作——杜甫的后继者与韩、白分流；其四，诗坛、诗选的杜诗定位与诗史的提出。本文由此厘清杜甫在唐代诗学论争中的评价与定位，及其对唐诗创作发展的意义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