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菲耶夫《偷窃》中的西伯利亚形象

西伯利亚时空被誉为俄罗斯文学的极限时空,因其地缘政治因素、历史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巧妙融合而被神话化。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其小说《偷窃》中,把西伯利亚时空具象化为克拉耶斯维茨克,作者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对西伯利亚做出的神话诗学阐释,并创造性地把极限意义上的自然时空社会化,深化了人在宇宙中的存在主义命题,凸显出人类精神存在的孤独感、被弃感,探索了人类精神体验的深度。作家描绘的三种基本道德感的建立是处于极限环境下的人摆脱困境、实现其精神完整性复归的最佳途径。

17世纪至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形象

西伯利亚形象出现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在地理意义上,还是民族心理意义上,西伯利亚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从历史逻辑和文化发展两方面来看,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主要呈现为“死亡之国”“原初天堂”和“成人礼空间”三种形象。其形象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神话思维模式,蕴含了寻求终极幸福、进入“生活富足、友爱团结的完美国度”的理想和苦难成圣的民族心理。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形象研究对于建构俄罗斯的民族文化镜像和进行跨文化交际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中的西伯利亚形象

西伯利亚在俄罗斯著名当代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文本中呈现为在集体性创造活动中实现人的自觉社会化的成人礼空间、理性主义支配下的反乌托邦和个体意志与民族性完美统一的乌托邦。其创作中所呈现的西伯利亚形象既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对于西伯利亚时空做出的神话诗学阐释,同时,又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新根基主义代表和西伯利亚地方作家的创作思想。西伯利亚形象的这种呈现方式表达了作家本人的三种意图：规避物质欲望膨胀、道德堕落的都市精神的一种文化选择;以群体意识、平等思想、和谐原则为旨归的宗教理想;饱含忧患意识和高度责任感,渴望达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宇宙和谐的全人类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