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庙——成圣成贤教育的课堂

古代学校是对取得庠生(俗称秀才)以上功名的士子进行教育的地方。在学校内建造孔子庙,其目的就是通过奉祀孔子、先贤先儒和附祀名宦、乡贤对学子进行成圣成贤的道德教育,以期培养爱国惠民的官吏和有嘉言懿行的士大夫。

重知更重行的儒家德育思想

儒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的德育思想。儒家德育思想的首要特征在于其高扬成圣成贤的道德人格追求,从而确立了明确的德育目标。在此目标的指引下,历代儒者就德育的内容与方法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众多极具价值的主张。儒家在发展完善德育思想的过程中,还特别强调德育的实践性,重知更重行是儒家德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境界与人格的合一——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新论

根据个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程度的高下,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而这实为一个自下而上的价值序列,隐含着"新理学"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将与此四层境界相对应的人格理解为愚人、常人、贤人和圣人,可以揭示出冯友兰哲学与儒家传统精神的契合相通。

“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对周敦颐“主静”修养工夫内涵的考察

周敦颐主张“主静”的修养工夫,他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了“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观点,并在其《通书》等著作中多有阐发。从正面来说,人性易感而动,易被物欲蒙蔽,故而圣人立教而“主静”;从反面来看,动而失正的“邪动”会导致妄作、暗塞等不良后果,故而需要“慎动”;实现“主静”修养工夫的具体路径是“主一无欲”,保持纯一,摒弃私欲,最终才能达到“明通公溥”、廓然大公的境界。周敦颐从天道“至诚”为人道“主静”找寻理论依据,并明确“主静”修养工夫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成圣成贤而天下化治。

浅析吴与弼的读书观

明初教育家吴与弼,一生从事教育活动,其读书观颇具特色。他重视读书,并有着自己的一套读书方法,即读书要熟读成诵、持之以恒和优游涵泳。此外,其耕读相兼的读书形式更耐人寻味,大体分为耕途读书、耕中读书及耕余读书三种模式。吴与弼这种读书形式的形成有缓解生活压力的因素,更多的则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道德。他之所以重视读书,其原因就在于读书能够带来快乐和洗涤心灵,而且也是成圣成贤、磨炼学生、培养德材的重要途径。

记得、晓得与明得:王阳明论读书三境

王阳明曾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强调读书的目的是成圣成贤,成就道德意义上的理想人格。在当时的语境下“读书”主要指的是学习经典。如何读书或者说如何学习经典,是当时天下士子所关心的话题。关于这一问题,王阳明也自有其见解。《传习录下》曾记述:“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周敦颐的人性论与德性修养理路

周敦颐认为,人的性命有本然与实然两个层面。在本然层面,人人皆直承终极大宇宙根基根据之诚而来,拥有纯粹至善的性命本然;在实然层面,人因禀受气质的差异而具有了不同的人性。前者是人成就圣人的充足资源,后者的障蔽可以超越。成圣成贤不仅可能,而且应当。为此,人应尊道贵德,作无欲主静和思的德性涵养修为工夫。周敦颐以此推出了其人性论与德性修养理路,初步构设出了一个以性命心性论为根基的、贯通天人的思想系统,为理学的确立奠定了厚重基石。

论周敦颐《通书》中的师教观

立足丰富的师教实践,周敦颐在《通书》中构建了其师教体系。他提出了"师为天下善"的师教定位,对师教的内容、原则等作出了相关规范,同时明确了成圣成贤而天下化治的师教目标。这一体系,涵括宏大,内涵丰富,是对儒家师教理论的承继和发展,多有"破暗"之举。

内向传播观照下的“致良知”研究

内向传播,指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过程。'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标志着阳明心学理论体系的完整形成。阳明心学关注的重点从来不是如何处理见闻之知的问题,而是如何成为圣人,其归向主体的取向以及寻求自我实现的目标与内向传播寻求的自我内在协调不无契合之处。从内向传播这一角度去认知'良知',并探讨'致'的功夫,以求深刻理解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