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不结果果树的管理技术

1.割 若植株营养生长过盛,应在果树主枝或副枝上环割1—2圈,深至韧皮部与木质部交界处,不得损伤木质部。这样,叶片制造的营养物质就不再往下输送,全部积累在切口上端,促进其开花结果。

1990-2019年中国成年人归因于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负担研究

背景在全球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慢性病患者不断增加,多病共存现象愈加严重。在普遍认知中,心血管疾病与2型糖尿病大多属于老年病,但随着居民生活节奏与饮食等行为方式的改变,很多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现也有研究表明,与一般人群相比,年轻时患糖尿病的患者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及死亡率会相对增加。目的探究1990—2019年中国成年人归因于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负担情况,为共病预防提供依据。方法基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数据,主要采用死亡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率和计算获取的年估计变化百分比(EAPC)等指标评估我国心血管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和外周动脉疾病3类)归因于糖尿病的疾病负担情况,并对年龄段(25~49岁、50~69岁、≥70岁)及性别进行分层分析,最后对疾病负担的时间趋势进行分析。结果中国25岁及以上人群归因于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死亡数从1990年的29.805万例上升到2019年的70.034万例。男性归因于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标化死亡率较1990年升高,而女性标化死亡率有所降低,且男性标化死亡率始终高于女性。2019年归因于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DALY为1358.585万人年,按年龄划分的死亡率和DALY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女性标化DALY率下降趋势较男性明显(女性:EAPC=-0.32%,95%CI=-0.49%~-0.11%;男性:EAPC=-0.01%,95%CI=-0.26%~0.29%)。2019年归因于糖尿病的缺血性心脏病、外周动脉疾病患者3个年龄段的死亡率和DALY率较1990年大部分上升,而2019年归因于糖尿病的脑卒中患者3个年龄段的死亡率较1990年下降。1990—2019年心血管疾病中3类心血管疾病归因于糖尿病的标化DALY率占比呈波动性变化,但在2019年归因于糖尿病的3类心血管疾病标化DALY率占比均高于1990年。结论1990—2019年我国成年人归因于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和DALY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人群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共病风险较大,应注重在糖尿病患者中筛查心血管疾病或患心血管疾病风险高的个体,重点关注男性、高龄人群以及不良生活习惯较多的年轻人,对其进行早期的健康干预,减少共病疾病负担。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实践问题与完善路径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继续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体系将是一项重要且需长期执行的工作。就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现状而言,目前仍然存在主导力量缺乏、配套实施细则缺位、处遇层级区分不完善、分级矫治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儿童利益最大化、教育保护、调查先行、责任个别化和可恢复性五项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专门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工作队伍、细化分级处遇的必经程序和判断标准以及推动处遇措施的专门化。

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基于“成年转变”的理论框架

青少年时期是从儿童到成年的过渡期,正处于“成年转变”阶段。文章基于“成年转变”理论构建了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的分析框架,以“七普”和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聚焦我国10~19岁青少年人口规模和构成的状况和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青少年的在校状况与不在校青少年的失学模式,在此基础上考察青少年早婚早育状况、流动特征和就业情况。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教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不在校青少年高中毕业及以后离开学校的情况增多;青少年早婚早育现象仍然存在且有所回升;青少年空间流动性加强、长距离流动减少、趋于向中西部分散;16~19岁青少年就业更多地集中在低声望、低收入的行业或职业,经济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文章建议应该关注青少年成年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巩固教育发展成果,提升流动青少年受教育质量;治理青少年早婚早育问题,保障女性青少年发展权利,促进不在校的流动青少年融入当地社会。

成年人中心性气道流体力学特征分析

目的运用计算流体力学(CFD)技术对健康成年人中心性气道进行流体力学特征分析,研究空气流场对中心性气道的影响。方法选择4例健康成年人胸部CT影像,其中男性2例,女性2例;年龄26~53岁,平均年龄37.5岁;体质量48.5~74.0 kg,平均体质量60.6 kg。使用Mimics 21医学图像软件将4例健康成年人的胸部CT图像以医学数字成像与通信(DICOM)格式导入,并构建中心性气道的三维模型。对三维模型进行修整,使用Geomagic Studio 12软件。使用Ansys fluent 19.2软件的网格划分模块将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划分好网格后,将其导入Ansys 19.2软件进行CFD模拟计算。在模拟计算中,设定相同的潮气量,并对中心性气道内部气流流场变化进行动态分析。结果在基于CT图像数据构建的中心性气道的三维模型基础上,使用了CFD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施加相同潮气量的情况下,气流入口速度为2.15~4.44 m/s。气道流速在从入口到出口的过程中逐渐降低,并形成了高流速的区域。气道最大流速的变化为3.25~6.77 m/s,并且最大流速靠近气管壁面。气道壁面压力由气管到支气管逐渐降低。在流速越高的区域,气道壁面压力的绝对值越高。气道壁面最大切应力变化为0.888~2.240 Pa,其中气管壁、气管分叉处及二级、三级支气管的切应力相对较大,并随着气管和支气管的直径减小而增加。结论通过对健康成年人中心性气道模型进行CFD模拟,发现气道流速、壁面压力、壁面切应力与气道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呈现出一定的整体空间分布和局部特征。

高原世居成年藏族慢性肾脏病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西藏拉萨市娘热乡(海拔3700 m)和山南市普玛江塘乡(海拔5373 m)世居成年藏族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病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西藏地区防控慢性肾脏病提供基础数据。方法:于2022年8月—2023年10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拉萨市娘热乡和山南市普玛江塘乡430例年龄≥18岁的世居藏族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慢性肾脏病相关血液学指标检测。结果:430例世居成年藏族居民中CKD患者109例,CKD患病率为25.3%,普玛江塘乡CKD患病率(40.8%)明显高于娘热乡患病率(11.2%)(P<0.05);CKD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女性患病率(32.2%)明显高于男性(17.3%);饮酒人群患病率(36.0%)高于非饮酒者(22.1%),海拔3700 m人群CKD肾脏损伤主要表现为肾功能减退,海拔5300 m人群肾脏损伤主要表现为血尿;总人群CKD分期主要集中在CKD 1~2期;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海拔、女性、年龄≥51岁和饮酒是CKD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拉萨市娘热乡和山南市普玛江塘乡CKD患病率均较高,海拔、性别、年龄和饮酒是CKD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困境与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法律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离。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虽为社会控制的高级手段,亦不可脱离社会独自发挥作用,需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互为表里。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种实践价值,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固有思想观念,致使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缺乏精神动力,阻碍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运行。应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强社会控制、培育和塑造现代公民等方面,借助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化解思想观念冲突,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实效。

基于人体能量评估的亚健康与QUS骨密度的相关性分析——以新疆克拉玛依市成年居民为例

目的了解新疆克拉玛依市居民亚健康、骨密度状态,探索两者的相关性,为新疆城镇居民卫生保健及骨质疏松的预防提供参考。方法随机抽取新疆克拉玛依市成年居民4377人,利用仪器对调查对象亚健康及骨密度状态进行检测并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克拉玛依市居民亚健康检出率为71.8%,女性检出率略高于男性。女性、汉族、20~39岁组、肥胖组、社会服务类及事业单位类居民的亚健康组与健康组的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不同民族、20~39岁组、正常体重、社会服务类居民的亚健康组与健康组的骨密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居民骨密度存在性别、体重及职业差异(P<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事业单位类、高BMI和亚健康是骨量异常发生的保护因素(OR=0.402,95%CI:0.308~0.524;OR=0.622,95%CI:0.480~0.806;OR=0.679,95%CI:0.466~0.990;OR=0.642,95%CI:0.501~0.822)。少数民族、其他人员类、高年龄是骨质异常发生的危险因素(OR=1.529,95%CI:1.118~2.091;OR=1.616,95%CI:1.027~2.542;OR=3.489,95%CI:2.151~5.660)。结论克拉玛依中老年居民应经常关注自身的健康状态及骨量的变化,防治骨质疏松症的过早发生,树立健康骨骼意识。同时政府应强化居民骨质疏松症防范意识,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科学指导体育锻炼,构建健康有效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促进全民健康发展。

作为“成年新礼”的“间隔年”:过渡仪式、认同重构与主体实践

“间隔年”(gap year)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的一种新兴行为和社会心态,具有青少年“成年新礼”的特征,而“过渡礼仪”成为其重要的过程机制。“分隔礼仪”体现的是和先前世界的隔离,其核心要义是冲破理性化世界后的自主选择。在迷茫与机遇、兴奋与惆怅并存的状态下,个人层面上极具张力的重大决定与社会层面充满道德意义的新仪式促成了新的自我认同的形成。“间隔年”及青年“认同重构”已不再属于“边缘仪式”的亚文化范畴,而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社会心态,标志着新的自我认同的建构。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蓝图——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四)

随着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成年人成长面临着新的风险与挑战,急需构建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文章从人才发展、AI向善和人机共融视角出发,构建了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体系模型:“技术内容规范”将基础性、时代性和价值性三个维度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旨在从核心素养的角度规范学生能接触到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容;“技术工具规范”围绕可用性、适用性、安全性、价值观对AI学习工具的设计、开发和应用全过程提出规范要求,旨在从应用监管角度保障未成年人的使用体验;“技术伦理规范”基于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安全可控原则,对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提出要求,旨在从安全伦理角度促进未成年人、社会、自然和人工智能的和谐共处。

可行能力视角下福利机构成年孤儿的社会安置研究

可行能力是促进人发展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政策是促进人的可行能力和实质自由的保障。接受院舍照顾(福利院照顾)长大的成年孤儿,他们的可行能力比不上正常家庭养育成年的孩子。提升成年孤儿的可行能力,是成功安置成年孤儿的关键。可行能力建设要点在于:一是激发成年孤儿的决策参与意识,完善成年孤儿的利益诉求机制,拓展他们的决策参与空间;二是确立政府在社会安置资金投入中的主体地位,拓展成年孤儿社会安置资金来源,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三是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促进就业,增加他们的社会机会;四是提高社会安置信息与监管的透明度,拓宽与成年孤儿相关的社会政策信息的获取渠道,加强他们的透明性保证;五是完善成年孤儿社会安置的法律法规,健全成年孤儿社会安置体系,完善他们的防护性保障。如此,才能最终实现成年孤儿的科学合理安置。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成年中期抑郁情绪的变化轨迹:基于增长混合模型

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10654名成年中期被试,采用增长混合模型,探讨抑郁情绪变化轨迹的异质性及其相关因素。结果发现:成年中期抑郁情绪变化轨迹存在低抑郁-稳定组(87%)、中抑郁-下降组(8%)与低抑郁-陡升组(5%)三种类别,相对于低抑郁-稳定组,中抑郁-下降组和低抑郁-陡升组中女性、农村居民与受教育水平较低者所占比例更大。成年中期抑郁情绪的变化轨迹呈现异质性,并且女性、农村居民与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存在更高的抑郁情绪发展风险。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与完善——以《刑诉法解释》第90条第5项和第94条第4项为中心

合适成年人在场不仅是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亦是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程序性要求。但是,立法规定并未全然在实践中得以表达。办案人员在讯问(询问)未成年人时,存在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规定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行为,并对其取得证据的效力产生直接影响。为了提升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制度刚性,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90条第5项、第94条第4项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的法律后果予以了明确,但其以未成年人主体为区分依据与既往的实践操作相背离。此外,立法并未对违反顺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后果的设置应当回归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办案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制裁。对于违反法定顺位取得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应适用瑕疵证据排除规则,给予办案人员作出合理解释的机会。

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保障研究:内容、维度与实现路径

文章围绕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保障,探究未成年人信息权利的内容、维度、制约因素、责任主体及实现路径等问题。基于文献检索及两轮筛选获得211篇中英文文献,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对文献内容进行编码与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被视为整体和细分群体,其信息权利包含信息获取、信息利用、信息安全、信息环境等7项;制约因素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个体生理心理3个方面;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公共文化部门、企业、立法司法机关、家庭、学校等多责任主体的参与和协作。

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及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必备要素,监护困境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中较为典型的研究对象。自2015年《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生效实施后,我国从监护侵害案件入手,从规范和实践层面开启了对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专门处理程序的探索。但由于程序主导机关不明确、个案处理程序不完善、监护干预体系薄弱等问题,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效果不佳。为统合现有的司法、行政、社会力量,实现各方资源的良性衔接与长效运作,我国现阶段宜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包括发现报告、筛入响应、临时安置、调查评估、结案安置五个阶段在内的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

60岁以下成年女性心理压力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对策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回顾和梳理压力以及女性心理压力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通过问卷调查对重庆市4270位60岁以下成年女性的心理压力程度进行分析,考察影响60岁以下成年女性心理压力的相关因素。通过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户籍、教育程度、年收入情况、工作时长、女性人才重视程度、对政策和制度的熟悉程度等变量显著影响着60岁以下成年女性的心理压力。研究结果显示:60岁以下成年女性中,农村户籍的女性心理压力显著高于城市户籍;年龄越大、工作时长越长,心理压力越大;受教育程度和年收入水平越高、女性人才重视程度越高、对政策和制度熟悉程度越高,心理压力越小。基于此,提出以下4条干预对策:重视低收入成年女性的心理问题;重视农村“留守中老年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重视企事业单位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对成年女性心理健康教育、舆论引导及政策宣讲等。

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刑法保护——对我国《刑法》第236条之一的立法论思考

我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男性的性权益保护存在不均衡、不完整情况。并且学界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益尚未达成共识,致使对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并不完整。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以及以性别不同为基础的心理差异,家长主义应当介入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根据平等原则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加强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具有必要性。为实现对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周延保护,首先,应将身心健康作为被性侵未成年男性的首要法益;其次,应扩充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犯罪对象,将男性也纳入本罪保护范围,并将年龄保护区间扩大至14周岁到18周岁;再次,还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猥亵罪,以完善对未成年男性的保护;最后,应强化未成年男性保护行政、刑事衔接,凝聚法治保护合力。

“挽回——融合”: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研究

社会工作服务已经成为开展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工作的重要力量,但已有研究呈现出对服务对象生活世界忽视与割裂的倾向,将未成年人从其原有的生活境遇中抽离出来,将不同的支持系统割裂开来,这样一来就难以保障矫治工作有效性的持续发挥。本研究从情境性和能动性视角出发,以社会分层为基本理论视角,沿着“身份—社会分层+社会支持—生活境遇”的分析框架,探索更具全面性、过程性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研究发现,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生活境遇集中表现为“入坑”,即未成年人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后,社会地位下降,进而面临滑入下一社会阶层(“入坑”)的风险。而社会支持的无效、越轨亚文化的引力与社会排斥的压力,构成了其在“坑”中的生活境遇,使得未成年人难以自拔。据此,研究提出了“挽回—融合”式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这一模式分为挽回和融合两个阶段,挽回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未成年人回归原有社会阶层,融合阶段的主要目标则是促进未成年人与回归的社会阶层实现良好交融。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经常提及的挽救与融入相比,挽回与融合具有更多能动性视角和包容性的环境力量。挽回强调未成年人的自愈力和主体地位,社会工作者主要作为陪伴者,着力激发其内在生命力量;融合则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双向奔赴”,社会工作者从个体与社会两个方面共同着力,促进回归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

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规范分析与价值判断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底龄未成年人涉嫌法定重罪的,应当激活《刑法》第17条第3款之规定,区分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个案处理与类型事实处理两个方面,并分别从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着手。对《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两种犯罪应当采取行为说,对其规定的“情节恶劣”应当采取“整体的评价要素”说,对“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理解为程序性核准为主、兼顾实体性核准的法定程序环节。未来应当完善重罪底龄未成年人的量刑规则,应在条件成熟时删除对其减轻处罚的规定,减少基准刑下降幅度;强化监护义务刑事责任化的规制完善,条件成熟时可增加拒不履行监护有关罪名;同时建立健全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早期预警与分级干预机制,形成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预防与治理协同体系。